促進生物材料商業流通之OpenM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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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生物材料商業流通之OpenM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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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生物材料商業流通之OpenMTA

方玟蓁 法律研究員
2019年3月

  隨著全球老年人口的增加,使得心血管和骨科疾病的患者數量攀升,進而提高了市場對於生物材料的需求。根據Grand View Research報告指出,到2025年,全球生物材料市場規模預計將達到2504億美元[1]

  生物材料的類型包括載體、質體、噬菌體、病毒、細菌等[2]。為了生產出具理想性能之生物材料,往往需耗費龐大的研發時間與費用,因此,透過生物材料移轉合約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以下簡稱MTA),將有利加速生物技術的開發。

  過去公開了幾種類型的MTA[3],允許學術界或慈善機構的研究人員能更輕鬆地在各研究單位間共享這些生物材料,其中最常使用的就是1995年由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care)所發佈的統一生物材料移轉協議(Uniform Biological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以下簡稱UBMTA)[4]。UBMTA一直是被視為首選的通用定型化生物材料移轉合約,其提供了統一MTA模板,並進而促進研究用途的生物材料流通。

  UBMTA的標竿性條款內容包括:

  1. 材料提供的使用目的在於教學與學術研究。
  2. 材料接受者於實施或發表過程中應註明其材料來源。
  3. 材料提供者擁有該材料所有權,即使是該材料被合併使用的情況下。
  4. 材料接受者擁有改良方法及其生產物質之所有權;惟屬於材料提供者的原材料相關專利及其他無形財產權,並不經由MTA而當然授權予材料接受者。
  5. 對於材料接受者於材料使用、儲存或保管所造成的一切有形與無形的損害,均不可歸責於材料提供者;材料提供者亦不提供材料接受者或任意第三方因材料研究、保存、運輸等行為而造成的損害補償。
  6. 材料提供者無償提供材料予接受者進行使用,而材料接受者除了需補償材料提供者於材料配送及準備中的必要費用外,材料提供者不應向材料接受者請求任何額外費用。
  7. 材料提供者不擔保任何材料使用過程中可能造成的第三方專利權、商標權或其他所有權的侵權問題。

  除了上述被廣泛接受的內容外,UBMTA還包含了其他用來保護材料提供者對於被轉移材料的商業實施權及其所有權,這些內容包括:

  1. 材料接受者散佈該材料及其修飾物之對象,僅限非營利組織供教學或研究用途,且該非營利組織需先與材料提供者另行簽定UBMTA,始得取得材料。
  2. 若材料接受者對於該材料或該材料之修飾物具有商業行為之意圖,材料接受者應與材料提供者商討商業使用條件。
  3. 材料使用者可就其使用材料過程中之任何發現申請專利,惟其應將該行為通知材料提供者。

  UBMTA雖然保障了材料接受者能夠無償使用該材料進行研發,但其對於被移轉材料的二次移轉,有嚴格的限制,造成許多材料接受者欲進行材料流通以及成果商業化的障礙。其中較具爭議的部分在於:

  1. 材料接受者不能是以營利為目的之研究單位。
  2. 材料接受者不可自行決定並散佈該材料、該材料之後代(如病毒所繁衍之後代)、未經修飾之衍生物(具有原材料功能之子單元,例如純化或部分的原材料子集合、由原材料DNA所組成的蛋白質)、單純修飾之物(具有或合併原材料之物質)。

  在以上UBMTA的限制條件下,材料被限制為僅能單純提供作為學術研究使用,且材料提供者對於被轉移的材料及其衍生物具有絕對控制權,就材料接受者研發成果商業化的需求與角度來看,前述的UBMTA內容過度保護了材料提供者對於其材料流通範圍、使用目的、及其後續的任何商業利用。

  2018年,生物科技的權威期刊Nature Biotechnology中,也提到許多生物技術研發常用到的材料例如病毒及細菌,其個體或樣本本身的經濟價值較低,且一般MTA之材料後續流程鮮少被監督,故UBMTA對於材料二次移轉的相關限制,徒增材料轉移的障礙,而缺乏實質限制效果[5]。由於生物技術之研發大多須以樣本本身作為基礎,進而研發其衍生物質及其用途相關成果;惟UBMTA對於材料移轉研發後續商業行為之限制,使得眾多學術界的材料接受者難以基於其初步研發之成果,接續尋找合適的合作者進行商業實施。

  此外,身為市場上最大型且主要的生物材料共享組織Addgene[6],其亦基於材料公開與分享的立場,使用UBMTA作為預設MTA,即便許多Addgene提供的材料本身並不具有特定商業價值,UBMTA亦排除了商業機構之研究人員使用Addgene所提供之材料資源進行相關研究。

  基於上述UBMTA產生的材料流通性限制,BioBricks基金會[7]和OpenPlant[8]合作制訂了OpenMTA[9],並於2018年發佈,其係建立於UBMTA的基礎上,惟更強化了材料移轉後材料接受者對於材料及其衍生物之商業上使用、散佈的可行性。OpenMTA主要的特色在於:

  1. 材料可取得性(ACCESS):除了準備與配送等必要開銷費用之外,基於OpenMTA所提供之材料不需任何移轉費用。
  2. 材料歸屬(ATTRIBUTION):材料接受方需依照材料提供者的要求具名材料來源。
  3. 材料再利用性(REUSE):可基於OpenMTA所提供的材料進行修改,進而開發出新物質。
  4. 材料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OpenMTA不限制任何一方出售或贈送材料(包括其後代、未修改的衍生物)。
  5. 材料移轉之其非歧視原則(NONDISCRIMINATION):OpenMTA支持各類機構研究人員之間的材料移轉,包括學術、工業、政府和社區實驗室的研究人員。

  OpenMTA與UBMTA相比,其具兩點主要差異:

  1. 材料接受者可在未經材料提供者允許情況下,自行散佈於該材料使用過程中所產生之物質,所述物質包含原材料之後代、未經修飾之衍生物、以及單純修飾之物,而MTA中可另行要求材料接受者在進行此散佈行為時,需告知材料提供者。
  2. 材料接受者可以使用該材料進行任意符合法律之行為,其中亦包括商業相關之行為。

  在這樣材料所有權開放的合約條款中,卻也引起了潛在風險問題:

  1. 材料本身可能具有危險性,若任其散佈,恐造成大範圍公共安全危險與傷害。
  2. 可供商業化使用的條款,將允許材料接受者可提供樣本給商業公司,使其可直接複製並進行販售,恐影響材料提供者的商業利益。

  BioBricks基金會對於前述質疑之回覆分別為:

  1. 材料接收者可自行散佈之生物材料範圍,不適用數量有限、或受到嚴格生物安全法規限制之生物材料。
  2. OpenMTA適用於個體價值低、或複製容易之材料,對於商業上有價值的材料樣本,材料提供者有可能具有適當修改並隱藏其材料中之新穎或秘密部分的能力,在這樣的情形下,材料提供者可以提供適當修改或加密後的樣本,以避免因開放流通而遭受商業上損失。

  於OpenPlant的研究報告中,進一步提到現今的DNA合成技術已可於了解DNA資訊的情形下,使用極低的價格合成出與原DNA相同的DNA樣本,於此情況下,材料資訊的商業價值是比材料本身還要高,而材料的二次移轉也不會造成材料提供者嚴重的商業上損失[10]。然而,不論是UBMTA還是OpenMTA,其對於材料本身及其用途所包含的智財權利,均明訂不會隨著MTA而當然授權給材料接受者,故材料提供者所擁有與材料相關的智財權,亦應成為材料提供者於商業實施上的主要權利保護方式。

  對於我國的相關學術單位來說,可善用OpenMTA取得生物材料,將有利於進行後續商業上試驗開發使用,惟不論是使用UBMTA還是OpenMTA,皆需釐清依附於生物材料上之相關智財權利,並須確保告知承接研發成果的企業,以免該企業在進行後續商業上行為時面臨智財侵權的風險。

 

 

[1] GRAND VIEW RESEARCH, Biomaterials Market Size Worth $250.4 Billion by 2025 l CAGR: 14.7%, November 2018, https://www.grandviewresearch.com/press-release/global-biomaterials-market  (last visited March 10, 2019).

[2] 智慧財產局,<何謂生物材料?>,專利Q&A,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03975&ctNode=7633&mp=1 (最後瀏覽日:2019.03.10)。

[3] OpenPlant, Comparison of features and terms for standard MTAs, https://www.openplant.org/openmta (last visited March 10, 2019). MTA模板類型包含UBMTA、SLA、Science Commons、以及2018年發佈之OpenMTA。

[4] NIH, Forms and Model Agreements, https://www.ott.nih.gov/resources#MTACTA (last visited March 10, 2019).

[5] Linda Kahl, Jennifer Molloy, Nicola Patron, Colette Matthewman, Jim Haseloff, David Grewal, Richard Johnson , Drew Endy, Opening options for material transfer, Nature Biotechnology volume 36, 923–927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bt.4263 (last visited March 10, 2019).

[6] Addgen, https://www.addgene.org/mission/ (last visited March 10, 2019).Addgen係一全球性非營利性存儲庫,旨在幫助科學家共享質粒。質粒是生命科學中常用的基於DNA的研究試劑。當科學家發表研究論文時,他們將相關的質粒存放在Addgene,然後,當其他科學家閱讀該出版物時,他們可以從Addgen取得未來實驗所需的質粒。在Addgene之前,科學家的任務是重複向每位新請求的科學家發送質粒。現在,科學家只需一次性的將他們的質粒運送到Addgene,即可交由Addgene負責質量控制、MTA合約、運輸和記錄保存。

[7] BioBricks, https://pansci.asia/archives/149977 (last visited March 10, 2019). BioBricks基金會係一公益組織,創立於2006年,其創立了一個開放的DNA標準環節資料庫。這類經細緻修改的環節能相互拼組,就像樂高方塊一樣。「拼組」係指萃取出的基因及基因開關組成一條條 DNA 鏈,兩端已經模組化,以便按正確的生物定向連接起來。當研究所需,就可以從資料庫調出各種基因環節,附著於小張試紙上運送至世界各地。要是添加溶劑,DNA便會漂移,如積木般與下一個環節結合。

[8] OpenPlant, https://www.openplant.org/openmta (last visited March 10, 2019). OpenPlant是劍橋大學John Innes中心與Earlham研究所聯合倡議,由BBSRC和EPSRC資助,是英國合成生物學促進增長計劃的一部分。合成生物學為重新編程的生物系統提供了改進和可持續生物生產的前景。儘管該領域的早期努力是針對微生物,但植物系統的工程設計提供了更大的潛在益處。

[9] BioBricks Foundation, Open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 March 15, 2018, https://biobricks.org/openmta/ (last visited March 10, 2019).

[10] OpenPlant , Towards an Open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 at 9, 2018,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4a6bdb7e4b08424e69c93a1/t/5a81a054e4966bb7ff8a6885/1518444640740/OpenMTA+Report.pdf (last visited March 10, 2019).

相關連結
相關附件
※ 促進生物材料商業流通之OpenMTA,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6&tp=3&i=94&d=8199 (最後瀏覽日:201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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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國家智慧財產人力培育綜合計畫初探 科技法律研究所 2014年08月05日 壹、事件摘要   韓國政府暨2008年4月提出「第一次國家智慧財產人力培育綜合計畫(2008~2012)」[1](以下簡稱第一次綜合計畫)後,於2012年12月提出「第二次國家智慧財產人力培育綜合計畫 (2013~2017)」[2](以下簡稱第二次綜合計畫),以「創意人才、知識財產之管理與服務所需專門人才的培育」為目標,強化並提升韓國在全球化市場的競爭力。   韓國人才培育綜合計畫旨在培育優秀專利人才、智財實務人才,透過質與量的同步增加與水準提升,以期補足智財人力缺口。當中各項措施思維,是否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本文將介紹第一次綜合計畫目標及主要成果,並以此為基礎說明第二次綜合計畫在政策說明、預期成果等規劃上的改進作法,進而歸納說明韓國在人才培育相關觀念想法,供國內相關政策發展之參考。 貳、重點說明 一、計畫背景   第一次綜合計畫於2008年提出,目的是為因應韓、美FTA締結與生效後,韓國企業將面臨全球化市場競爭,專門領域人才之需求量日益增加,但相對在以智慧財產法學為中心之人力供給與相關職務教育卻尚未成熟。   第一次綜合計畫目標有三,首先是擴充優秀之專利創造潛力、再者是增加企業智財實務人力數量及提升水準、最後則是要提高智財法律服務的素質,以期提高智慧財產的競爭力。主要四大政策包括:(一)強化智財研究人力培育;(二)培育企業智財實務人才;(三)培育智財服務領域人力資源;(四)擴充智財人才培育之基礎。   在第一次綜合計畫中,以大學生及企業人力為對象之智財教育課程,對於上述對象之能力有顯著幫助、獲得肯定。但除此之外,課程內容不夠多樣化、制度化,以及課程程度未達標準,所提供教育現場之實務界人才以及國際業務之專家亦不足,被認為是第一次綜合計畫不足之處[3]。於是在此背景下,第二次綜合計畫設定兩大計畫目標「以智財經濟為基礎,培育智財人才」、「體現智財之大眾化與智財文化的深層教育」,並以此設定五大政策,本文就其內容以及相關措施為具體說明。 二、政策架構   在第二次綜合計畫中,共分為五大政策,分述如下: (一)強化培育商業智財管理人才   韓國政府認為,若要強化人才的培育與供給、提升企業競爭力,在政策上第一步必須針對「智財管理人力」進行加強。包括促進企業內部成立智財專責部門,依據不同管理領域[4]給予理論與實務的教育課程、各國智財制度與紛爭解決有關專門教育[5],乃至於碩士學位課程(如為因應海外智財紛爭應對,韓國企業提供學費百分之50補助,鼓勵在職進修之碩士課程「智慧財產專門學位課程(MIP)」)。同時,加強企業經營者智財經營意識亦屬至關重要之事。透過在大企業以及中堅企業設置專門智財部門及智財最高負責人,並讓各企業間可以針對智財進行合作、資訊共享[6]。或是直接派員前往各地區中小企業聚會,傳達IP經營優秀事例、經營訣竅,皆是韓國強化企業經營者IP經營概念之規劃作法。另外,則是擴大產學研合作與就業市場連結,透過「企業-大學-政府」合作,提供企業所需人才之教育,同時也讓企業透過採用優秀人才強化其智財能量。最後,則是在智財經營、發明、設計等領域,發掘、培育次世代的領導能力,為未來競爭力做準備[7]。 (二)培育全球化智財服務專門人才   第二個政策著重於智財服務人力的培育。國際智財紛爭加劇,需要有能夠因應時局改變之專利師養成教育以及考試制度改進。過去在第一次綜合計畫中,先著重於專利師的數量,以供給市場需求。而第二次綜合計畫中,透過「教育-考試-實務研習-多樣化專業課程」的專利師培育政策,期望在電子/通訊、化學/生命、機器/金屬等專業領域能夠提供專業化的服務,並能在法律市場開放的現實環境中,培育[8]可以進入海外法律服務的專利師,同時能夠為韓國企業處理海外智財紛爭。 再者,對於專利師該有的社會責任部分,韓國推動專利師與律師則共同組成「專利家庭醫生(patent home doctor)[9]」制度,透過才能分享(Pro Bono)專家池(pool)[10],提供中小企業在發生紛爭時可以透過此一制度來諮詢。同時也與各地區智財中心連結,希望各地區都會有一專利師事務所,以深化智財教育。 此外,韓國政府已於今年7月完成專利師考試制度修正案[11],預計增加實務考題以及改變計分方式。再者,對於律師智財教育部分,則與法學專門大學院[12]合作,提供其研究生智財業務實習的機會,以培育智財紛爭解決之專門人才。 (三)培育融合型智財創造人才   第三個政策著重於研究開發人才的智財意識。首先,針對理工科大學生以及研究生等預備人才,依據其領域別開設不同課程,並鼓勵申請輔系,期望培育出兼具技術與智財層面的專業人才。另外,針對一般大學學生則鼓勵主修與智財相關之課程,使大學畢業生兼具專業領域與智財領域的能力,以期提供相關研究機構具備專業與智財能力之研發人才。除部分大學已開設智慧財產專門學位課程(MIP)碩士班、智財課程放入大學正規科目外,學校亦會舉辦校園專利策略校運會(캠퍼스 특허전략 유니버시아드,Campus Patent Strategy Universiade[13])、大學創意發明大會、D2B(Design-to-business)等智財實戰活動。從各種活動中將智財的概念帶進校園,深化校園後,也期待能夠將智財的概念透過校園的傳遞普及於一般民眾,使智慧財產的概念不是遙不可及的專業領域。 (四)扎根基層智財教育   第四個政策著重於基層智財教育扎根,包括針對兒童開設各種發明體驗設施[14]、發明文化講座、發明體驗活動,於中小學教育課程中加入發明與智財教育,以深植智財觀念。針對青少年部分,則在高中課程中提供選修智財相關科目,以發掘培養有潛在力之英才[15]。同時結合發明教育與技術教育,培育創造活用之立即可以使用之人才。 (五)智財人才培育之系統化   第五個政策著重於人才培育系統,將培育之智財人力與就業市場結合,以提高人力培育之成果。透過智財人力綜合資訊系統(IP Human Network)[16]使新進人力可順利進入職場、既有人力能有效運用發揮。透過智財財產能力考試(IPAT)[17],進而能開發智財領域國家職務能力標準(IP-NCS)[18]。並商討是否需要制定「智財教育振興法」[19],使得韓國能在制度法規面上,完整規範智財人力培育的計畫制定、施行以及相關預算。 參、代結論   先進國家如美國,透過知識密集產業直接或間接促成4千萬件就業。並利用其高附加價值之特性,使創造出之產值甚至佔美國國內生產毛值(GDP)達35%[20]。故有系統的培育智財專門人力,有助於國家智慧財產領域的競爭力,對於經濟發展與產值提升亦有其正面影響。   爰此,韓國在第二次綜合計畫中,便目標設定在5年內(2013~2017)增加2萬名新進人力及其工作機會,累積培育5萬名專門人才,來填補智財專門人力的缺口。其面向則從管理人才、服務人才、研發(創造)人力三方面著手。在管理人才部分,首要著重的是企業如何從現有人力進行培育,提高其智財能力,以及如何透過產學研擴大合作,與就業市場連結來培育下一代管理人才。服務人才部分則是透過考試制度改革積極培育更符合需求之專利師,同時也透過智財教育培育律師的智財紛爭解決能力。針對研發(創造)人才部分,則強調在專業教育的同時,需兼顧智財意識的養成,以期提供相關研究機構具備專業與智財能力之人才。最後,則進一步透過「智財人力綜合資訊系統(IP Human Network)」將培育人才與就業市場連結,促使所培育之智財人才能有效運用。   整體而言,在第一次綜合計畫中,是由政府主導、推行智財教育政策,而在第二次綜合計畫中,則期望達到政府與民間合作進行智財教育,甚至形成民間可自行育成智財人力之循環,此等人力發展思維與作法,值得我們持續觀察與參考。 [1] 第一次國家智慧財產人才培育綜合計畫是韓國於2007年1月18日招開之「第21回 科學技術相關長官級會議」中確認之『智慧財產策略體系推動計畫(案)』之後續處理案。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국가지식재산 인력양성 종합계획안〉(2008/04/24)。 [2] 專利廳,〈제2차 국가지식재산 인력양성 종합계획안(2013~2017)〉(2012/12/12)。 [3] 同前註 [4] 在職人力教育預計從2013年的4500名,期望於2015年達到6000名、2017年提升至8000名;新進人力教育則是期望可以達到年平均為1500名。 [5] 針對主要紛爭對象國家專門課程,海內外人力一年200名。 [6] 目前三星電子、LG有公司內部智財教育課程,發掘可能事例,並傳授他公司智財相關課程運作的方法。 [7] 每年選拔50名左右派往美國等先進國家進行交流、學習課程。 [8] 包含CLP(國際授權專門資格認證)培育課程等技術價值評價與授權相關課程。 [9] 특허 홈닥터(patent home doctor),http://pcc.or.kr/pcc/。 [10] 재능나눔 전문가 Pool。才能分享的概念來自於捐款,除了捐助金錢可以幫助他人外,也可以貢獻自己的專業能力於社會,屬於社會服務之一環。http://pcc.or.kr/pcc/。 [11] 專利廳於預定於今年(2014)下半年提出修法,可望於2018年開始實施。專利廳報導資料http://www.kipo.go.kr/kpo/user.tdf?seq=13740&c=1003&a=user.news.press1.BoardApp&board_id=press&catmenu=m03_01_02 [12] 如同美國law school概念,韓國正式的名稱為法學專門大學院,碩士課程。 [13] http://www.patent-universiade.or.kr,Universiade一詞為結合University + Olympiade兩個字而來。 [14] 美國於華盛頓美國史博物館內的「發明體驗設施(Lemelson Center)」 [15] 「發明英才教育研究院」為有天分之學生及其家長提供諮詢,並提供該生未來志願諮商。英才教育,等同我國資優生教育。 [16] IP Human Network,http://www.iphuman.or.kr/ipes2013/front/gate/main/iphuman_main.do [17] IPAT(Intellectual Property Ability Test)於2010年11月6日正式開始,並於每年的5月與11月舉辦 [18] 韓國產業人力公團,http://www.hrdkorea.or.kr/ [19] 參考科學教育振興法、環境教育振興法、英才(資優)教育振興法 [20] 依據美國商務部(Dept. of Commerce)2012年3月,工作機會有4千萬件(全體28%、直接雇用2千7百萬件、相關雇用1千3百萬件);產品輸出達$775billion美金(全體61%、IP服務輸出佔全體19%);創造出的附加價值為$5.06trillion美金(GDP之35%)

新加坡智財爭議解決中心發展與評析

新加坡智財爭議解決中心發展與評析 科技法律研究所 法律研究員 羅育如 2015年05月07日 壹、前言   在全球化競爭的趨勢下,各國若僅憑國家資本與生產力作為基礎,已難在國際上殺出重圍、嶄露頭角。由此可知,「創意」與「創新」是激化國家競爭力之泉源,而「智慧財產權」則是此泉源之力量匯集,更是提升國家競爭力之強效手段 。   新加坡政府於2013年3月份提出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Hub Master Plan 10年期計畫[1],目標是成為亞洲智慧產權中心。計畫設有六大策略,本文以下針對【策略四:透過強化智財法院以及智財紛爭解決替代方案之能力,打造新加坡成為智財爭議解決中心】進行觀察。目的在於了解新加坡如何透過提高智財法庭行政效率以及推動智財爭議解決替代方案,以吸引權利人選擇新加坡做為智財爭議解決地點。 貳、智財爭議解決中心重點說明   發生智財爭議時,權利人大多會依據產品主要銷售市場或是智財權申請地來選擇爭議解決地點,從而目前智財訴訟多以美國與中國大陸為重點戰場,新加坡智財法院所承受案件相對稀少[2]。對此,新加坡政府認為,新加坡司法制度擁有具透明度、效率與中立的國際名聲,加上許多跨國企業皆在新加坡設立分部,使得法院之判決有在新加坡執行之機會[3],因此只要提升新加坡智財法院的能力,新加坡就有機會成為智財爭議解決中心。   為了達成目標,新加坡從兩個面向切入,一是強化新加坡智財法院能力,以吸引更多智財訴訟在新加坡進行;二是強化新加坡執行智財爭議解決替代方案的能力,以吸引更多爭議解決替代能在新加坡執行,以下分別說明。 一、強化新加坡智財法院能力 (一)建立更有效率的行政流程   2013年9月新加坡最高法院註冊處(Registrar of the Supreme Court)公布智財法院方針(IP Court Guide)[4],內容包括法官將會參與所有的中間上訴程序(interlocutory appeals)、審前會議(pre-trial conference;PCTs)以及責任審訊(the trial on liability)。   在排期審訊之前,需要完成的審前會議(PCTs)包括:1.當事人之首席律師必須親自向IP法官說明本案關鍵爭議點。2.每個案件設立專門管理的資深助理主簿(senior assistant registrar)負責其他的PCTs聽審,而助理主簿(assistant registrar)則會負責這個IP案件所有的中間上訴申請。   另外,智財法院也提供技術專業意見的技術鑑定專家(assessors)以及可提供法律專業意見的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名單,當事人可提出自己的候選者,以便法官諮詢技術上與法律上的專業意見[5]。   這樣的法院審理流程修改,對當事人而言,將被分配到專屬的主簿負責案件資訊,可提供當事人方便追蹤審理流程及進度。對審理法官而言,在進入真正審理之前,也已經透過PCTs的幫助,了解整個案件內容、各方說法以及提具的證據資料。法官將能盡早熟悉案件,增進審理效率,並透過法庭之友與技術鑑定專家取得專業意見,整體提升效率及審理品質。 (二)設立亞洲唯一國際商業法庭(SICC)   新加坡律政部於2014年10月向新加坡國會提出新加坡憲法修正案和最高法院司法權法案,為2015年1月成立之國際商業法庭(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ICC)奠定法律正當性。   SICC是亞洲唯一的國際商業法庭,隸屬於新加坡高等法院下,其判決效力與新加坡最高法院相同,主要工作目標在於解決來自亞洲的跨境貿易和投資產生的國際商業訴訟糾紛,包括商業糾紛及專利訴訟等。   SICC相較於新加坡最高法院以及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的主要區別包括:   1.由新加坡法官及外國資深法官共同組成審判團隊   SICC審判團隊不僅包括新加坡高等法院的法官,還包括定期合約的助理法官(Associate Judges)[6],這些助理法官可以來自新加坡也可來自其他國家的外國法官,外國法官通常是其他國家具有豐富經驗且有名望的資深法官[7]。   2.可委託國外合格律師[8]出庭   新加坡高等法院只能由新加坡有執業資格的律師出庭,但在SICC法庭,各當事方可委託並由外國律師代表出庭。   若該糾紛為離岸案件[9],各當事方可以委託註冊外國律師代理,而無需新加坡當地律師的任何參與。相反地,若所涉糾紛並非離岸案件,註冊外國律師則僅有權代表當事方,就外國法部分提供意見。在非離案案件中,仍可在新加坡當地律師處於主導地位前提下,外國律師仍可以共同代理人(而非僅是外國法專家身分)出庭。   此新規定因首次允許外國律師代表客戶在新加坡法院出庭而極具突破性。   3.外國法的選擇與證據法則的適用   SICC不受新加坡證據法則的約束,可依當事方的申請,選用其他國家之證據法則。 二、強化新加坡執行智財爭議解決替代方案的能力   新加坡1991年成立新加坡仲裁與調解中心(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SIAC),為了更積極的提升仲裁能力,於2001年與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協議在新加坡設立亞洲唯一辦事處及新加坡WIPO仲裁與調解中心(The WIPO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 Singapore Office),以協助提升新加坡智財仲裁能力。   在此基礎上,2014年11月新加坡政府再增設國際調解中心(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entre;SIMC),SIMC的特色在於除了調解業務(mediation)之外,新增「仲裁中調解(arbitration-mediation-arbitration;Arb-Med-Arb)」的服務,豐富新加坡智財爭議解決替代方案之多樣化選擇性。   「仲裁中調解」流程為,當事人為解決爭議,先啟動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進行過程中,仲裁員對案件進行調解,調解不成或調解成功後,再恢復進行仲裁程序。爭議雙方可以透過「調解」建立和解共識,再透過「仲裁」使得雙方和解共識有法律效力。相較於單獨使用「仲裁」,將更節省金錢與時間成本;相較於單獨使用「調解」,則有法律執行效力。 參、評析   新加坡目前由SIMC與SIAC共同執行調解服務、仲裁中調解服務、仲裁服務,提供更多元的爭議解決替代方案及能力;再由SICC與新加坡智財法院提供執行智財訴訟審理,已建立完整的智財爭議解決服務流程。   在實踐的過程中,新加坡勇於突破現況,提出憲法修憲案以及司法修改案,讓SICC能有法律正當性地位。並建立新加坡智財爭議解決中心完整服務範疇,包括新加坡國際調解中心的調解服務以及仲裁中調解服務;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服務;新加坡最高法院之智財法院訴訟服務以及國際商業法庭提供之外國律師、依據外國證據法則、外國法官審理的國際商業爭議訴訟服務。   但是,SICC缺點為其作出的判決可能難以跨境執行,SICC作出的判決為新加坡高等法院的判決,可能因為缺少類似《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的立法而無法像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作出的仲裁裁決那樣易於執行。   綜上所述,新加坡政府改革態度是確定發展方向並評估執行障礙後,就進行修法及設定專責單位負責專責工作事項,這是大刀闊斧的行政效率,但相對而言,市場是否已經跟上政府的行政效率,或是政府的行政方向是否符合市場實際的趨勢,則還有待時間考驗。 [1] IP HUB MASTER PLAN:Developing Singapore as a Global IP Hub in Asia http://www.ipos.gov.sg/Portals/0/Press%20Release/IP%20HUB%20MASTER%20PLAN%20REPORT%202%20APR%202013.pdf [2] 2014年(直至10/17)新加坡智財法院結案12件案件、2013年智財法院結案8件案例、2012結案7件、2011年21件案例、2010年15件案例。以上的案例皆為商標爭議案例。http://www.ipos.gov.sg/Services/HearingsandMediation/LegalDecisions.aspx(最後瀏覽日2014/10/17) [3] 劉孔中,2014/10/16至資策會科法所創智中心演講內容。 [4] New IP Court Guide from 6 September 2013 http://www.allenandgledhill.com/pages/publications.aspx?list=LBulletinAreas&pub_id=409&topic=Legal+Bulletin+September+2013 [5] 兩造於審理開始前便需要同意共同負擔技術或法律專家提供專業意見之相關費,然針對勝訴的一方要求敗訴一方支付錢術相關費費用的權利仍得以保留。 [6]助理法官的合約是固定時間的,且不享有終身職,並根據需要特定的工作天數計算報酬,為了建構這個制度,新加坡政府甚至修改憲法Article 94(4) of the Constitution。 [7]任何由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管轄的案件均將由獨任法官或三名法官進行審理,SICC首任11位國際法官的任期為三年,其中涵蓋大陸法系的法官以及英美法系的法官,包括Bernard Rix(英國和威爾士)和Anselmo Reyes (香港),他們都是各自法域下享有頗高威望且經驗相當豐富的海事海商法官。 [8]外國合格律師是指未取得新加坡律師執業資質,但已在世界任一其他法域取得律師執業資質(並獲得其執業法域相關部門頒發的證書),並符合從事出庭律師職業滿五年;且可熟練運用英語進行訴訟所有條件的律師。 [9]所謂離岸案件是指該案件由於下列原因之一與新加坡無任何實質性聯繫,即:新加坡法律並不適用於該糾紛,且糾紛的標的不受新加坡法律規範,也不由新加坡法律管轄;或者該糾紛與新加坡唯一的連接點在於,各當事方選擇新加坡法律為糾紛適用法律,並將糾紛提交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管轄。

美國聯邦法院有關Defend Trade Secrets Act的晚近見解與趨勢

美國聯邦法院有關Defend Trade Secrets Act的晚近見解與趨勢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法律研究員 陳彥嘉 107年02月05日 壹、前言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1](下稱「DTSA」)是美國近年營業秘密相關法律的重要里程碑[2]。對可能涉入美國聯邦法院(下稱「聯邦法院」)DTSA訴訟的臺灣企業而言,聯邦法院晚近有關DTSA下述議題的見解與趨勢,值得關注:(1)DTSA是否取代既有法下關於營業秘密的民事救濟與保護規範?(2)提起DTSA訴訟時應注意何「訴答標準」(pleading standard)?(3)聯邦法院會否輕易依單方聲請核發扣押令(下稱「單方扣押令」(ex parte seizure order))?及(4)DTSA是否適用於發生在DTSA生效前的不法行為。以下依序評析前揭議題,並於文末綜結前述見解與趨勢之啟示。 貳、DTSA沒有完全取代既有規範,聯邦法院審理時仍可能會參酌既有規範與過往判決見解   DTSA明言,其未凌駕或取代其他聯邦法、州法有關營業秘密的民事救濟與保護規範[3]。DTSA立法前,美國有關營業秘密的民事救濟與保護規範,傳統上多仰賴各州州法[4]。DTSA賦予聯邦法院對於依DTSA提起的民事訴訟享有管轄權[5],也開啟營業秘密所有人於營業秘密遭受不法竊用時,得在聯邦法院訴請民事救濟之可能[6]。此猶如在既有救濟途徑外,提供多一層保護與併行的救濟途徑[7]。   有見解指出,聯邦法院在審理DTSA訴訟、詮釋DTSA或分析個案上,多參酌DTSA立法前的州法與判決見解[8]。相關判決顯示,聯邦法院審理DTSA案件時,有參酌、援引、比較在地州法與DTSA,及過往判決見解的傾向[9]。由此可知,DTSA立法前的營業秘密既有規範與過往判決見解,在聯邦法院實務上仍具參考價值與影響力。 參、提起DTSA訴訟時應注意合理性訴答標準   於聯邦法院提起DTSA訴訟時,原告訴狀記載應滿足「合理性」(plausibility)訴答標準[10],否則有遭聯邦法院駁回之虞[11]。挑戰原告之訴不符合理性訴答標準,聲請法院駁回原告之訴[12],也成為被告的反擊策略之一[13]。   DTSA雖提供得於聯邦法院訴請民事救濟之途徑[14],但不代表聯邦法院便放寬受理、廣收訴案[15]。在聯邦法院起訴DTSA案件時,原告訴狀需載陳法院管轄權、原告(有權獲得救濟)之請求,與請求的救濟[16]。原告之請求與訴狀所陳,應達到「合理」(plausible)程度[17]。原告在聯邦法院提起DTSA訴訟時,應將起訴相關事實(例如,法院管轄權[18]、DTSA規定要件[19]等等),充足陳述於訴狀當中[20]。除應陳述營業秘密存在外,也當具陳其營業秘密如何因不當手段而遭受不法竊用[21]。惟如何在「符合訴答標準」與「不過度揭露資訊致營業秘密曝光」之間取得平衡,不免爭議[22]。   以陳述營業秘密為例,在合理性訴答標準下,原告無可避免需在訴狀內具陳DTSA界定的營業秘密(要件)[23]相關事實,以證營業秘密存在[24]。亦即,原告需陳述系爭資訊不為周知、具有經濟價值,且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的充足相關事實[25],以合理陳證系爭資訊為營業秘密[26]。聯邦法院並未要求原告要具體揭露其營業秘密[27],但原告需能描述其營業秘密的「概括輪廓」(general contour)[28]。空言指向廣泛科技領域或某種科技、片面宣稱受害資訊係屬保密,致法院大海撈針搜尋、拼湊符合營業秘密要件的具體事實,為聯邦法院所不樂見[29]。換言之,原告不能只陳稱事涉營業秘密,而要清楚描述其營業秘密[30]。例如,原告在訴狀內需能描述所涉資訊為何,及付出何等努力維持該資訊的秘密性[31]。又例如,原告不能僅列出資訊之目錄或概括主題,而應提出足以構成營業秘密的文件或資訊[32]。 肆、聯邦法院審慎避免濫發單方扣押令,聲請獲准核發並非易事   DTSA生效以來,聯邦法院依聲請核發單方扣押令的情形並不多見[33]。DTSA的單方扣押令規定頗具爭議[34],其允許法院於符合DTSA規定要件時,得依一方當事人聲請核發(民事)扣押令,扣押防止流傳或散佈營業秘密所必要之財產[35]。聯邦法院對單方扣押令相當審慎,嚴守DTSA文義[36],惟經認定「有具體事實清楚顯示」(clearly appears from specific facts)符合DTSA規定要件[37],且限於「極端特殊情形」(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38]時方許之[39],避免濫發此種扣押令[40]。若有其他衡平救濟可行時,無必要核發單方扣押令[41]。又,若聲請人無法舉證他方在類似活動上曾隱匿證據或忽視法院命令,僅片面宣稱他方受通知後會毀滅證據,尚不足說服聯邦法院核發單方扣押令[42]。另外,倘聲請人未能舉證系爭資訊是營業秘密時,聯邦法院也會拒絕核發單方扣押令[43]。由此可知,向聯邦法院聲請並獲准核發單方扣押令,並不容易[44]。   單方扣押令的核發雖然罕見,但已出現過一例 – Mission Capital Advisors, LLC v. Romaka[45]。此案被告未經受權而將原告的客戶名單下載至個人電腦,原告聲請法院扣押被告手中載有該客戶名單之財產,或禁止被告揭露該客戶名單[46]。審理過程中,被告未回應收受法院先前命令的送達[47],也未按法院命令出席[48],有躲避法院命令之嫌,讓聯邦法院形成心證,認為其他形式的衡平救濟手段不足,被告有不遵法院命令的跡象[49]。聯邦法院按DTSA規定要件逐一檢視本案事實後,認定確有具體事實清楚顯示要件合致[50],遂依聲請核發扣押令[51]。Romaka案有助於瞭解,何等情形會促成聯邦法院核發單方扣押令[52]。由此案可知,漠視或躲避法院命令,可能讓聯邦法院產生不遵法院命令之印象,增加核發單方扣押令的可能性[53]。Romaka案也與其他聯邦法院判決呼應印證,聯邦法院對單方扣押令相當審慎[54]。   儘管聯邦法院避免濫發單方扣押令[55],但非謂營業秘密遭不法竊用的被害人便毫無「禁制令救濟」(injunctive relief)可言。其他聯邦法或州法下的禁制令救濟手段[56],仍有適用[57]。當繫屬案件案情符合其他禁制令救濟之要件時,聯邦法院依當事人聲請,核發單方扣押令以外其他種類的禁制令,並非罕見[58]。 伍、生效前發生,且DTSA生效後仍持續發生的不法行為,可能適用DTSA   DTSA明言,適用於生效當天或之後發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59]。因此,在DTSA生效前發生並結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無DTSA適用餘地[60]。原告提起DTSA之訴時,若未能指出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全部或一部)發生於DTSA生效後,原告的DTSA請求部份,有可能會遭聯邦法院駁回[61]。   對於發生在DTSA生效前,且DTSA生效後持續發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聯邦法院已開始有討論或接受,DTSA亦適用於此類持續性行為[62]。但是,原告需能「合理、充足」(“plausibly”, “sufficiently”)指出在DTSA生效後發生的不法行為部份[63]。有見解認為,此際得救濟回復之部份,也限於DTSA生效後的不法行為部份[64]。   承上,發生於DTSA生效前,且DTSA生效後持續發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日後也可能成為原告提起DTSA之訴的原由[65]。在此類訴訟中,應注意原告有無合理、充足指出DTSA生效後發生的不法行為部份[66]。倘原告未合理、充足指出該行為部份時,被告得伺機請求法院駁回原告之訴[67]。 陸、結論   綜觀聯邦法院晚近有關DTSA的見解與趨勢,對可能涉入聯邦法院DTSA訴訟的臺灣企業而言,有下述啟示: 一、勿漠視既有的營業秘密相關規範或判決見解,蓋其對聯邦法院實務仍具參考價值與影響力。DTSA沒有凌駕或取代其他聯邦法、州法有關營業秘密的民事救濟與保護規範[68],僅提供多一層保護與併行的救濟途徑[69]。聯邦法院在審理DTSA案件時,有參酌、援引、比較DTSA立法前的既有規範與過往判決觀點的傾向[70]。 二、在聯邦法院提起DTSA訴訟,原告訴狀記載應合乎合理性訴答標準[71]。原告所陳是否合乎合理性訴答標準,可能會是訴訟攻防戰場之一。以陳述營業秘密為例,原告雖非必得具體揭露營業秘密[72],但需能清楚描述其營業秘密[73]。 三、聲請單方扣押令不易獲准核發[74],或考慮聲請其他種類之禁制令救濟較易獲准。聯邦法院審慎避免濫發單方扣押令[75],但若繫屬案件案情符合其他禁制令救濟之要件時,法院依當事人聲請,核發單方扣押令以外其他種類的禁制令,並非罕見[76]。 四、DTSA有可能適用於,發生在DTSA生效前,且DTSA生效後持續發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77]。DTSA訴訟若涉及此類持續性不法行為時,原告有無合理、充足指出於DTSA生效後發生的不法行為部份[78],可能會是訴訟攻防戰場之一。若原告未合理、充足指出該行為部份時,被告得伺機請求法院駁回原告之訴[79]。 [1]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f 2016, Pub. L. No. 114-153, 130 Stat. 376 (May 11, 2016) (mostly codified in scattered sections of 18 U.S.C. §§ 1836-1839 [hereinafter the “DTSA”]. [2] Mark L. Krotoski, Greta L. Burkholder, Jenny Harrison & Corey R. Houmand, The Landmark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f 2016, at 3 (May 2016); Bradford K. Newman, Jessica Mendelson & MiRi Song, The Defend Trade Secret Act: One year Later, 2017-Apr Bus. L. Today 1, 1 (2017). [3] 18 U.S.C. § 1838. [4] S. Rep. No. 114-220, at 2 (2016) [hereinafter “S. Rep.”]; Kaylee Beauchamp, The Failures of Federalizing Trade Secrets: Why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f 2016 Should Preempt State Law, 86 Miss. L.J. 1031, 1033, 1045 (2017); Zoe Argento, Killing the Golden Goose: The Dangers of Strengthening Domestic Trade Secret Rights in Response to Cyber-Misappropriation, 16 Yale J. L. & Tech. 172, 177 (2014); James Pooley, The Myth of the Trade Secret Troll: Why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Improves the Protection of Commercial Information, 23 Geo. Mason L. Rev. 1045, 1045 (2016); John Conley, New Federal Trade Secret Act and Its Impact on Life Sciences, Genomics L. Rep. (Aug. 12, 2016), https://www.genomicslawreport.com/index.php/2016/08/12/new-federal-trade-secret-act-and-its-impact-on-life-sciences/;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1. [5] 18 U.S.C. § 1836(c). [6] Krotoski, Burkholder, Harrison & Houmand, supra note 2, at 7; Beauchamp, supra note 4, at 1033, 1045, 1072; Lily Li & Andrea W. Paris, Help! What Are My (Immediate) Defenses to a Federal Trade Secret Claim?, 58-Sep Orange County Law. 52, 52 (2016);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1. [7] Conley, supra note 4. [8] William M. Hensley, Post-Enactment Case Law Developments under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59-Jul Orange County Law. 42, 44 (2017); Robert B. Milligan & Daniel Joshua Salinas, Emerging Issues In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s Second Year, Seyfarth Shaw LLP: Trading Secrets (June 14, 2017), https://www.tradesecretslaw.com/2017/06/articles/dtsa/emerging-issues-in-the-defend-trade-secrets-acts-second-year/; Jeffrey S. Boxer, John M. Griem, Jr., Alexander G. Malyshev & Dylan L. Ruffi,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 2016 In Review, Carter Ledyard & Milburn LLP (Jan. 19, 2017), http://www.clm.com/publication.cfm?ID=5579; Rajiv Dharnidharka, Andrew D. Day & Deborah E. McCrimmon,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ne Year In – Four Things We’ve Learned, DLA Piper (May 30, 2017), https://www.dlapiper.com/en/us/insights/publications/2017/05/defend-trade-secrets-act-four-things-learned/; Joshua R. Rich, The DTSA After One Year: Has the Federal Trade Secrets Law Met Expectations?, McDonnell Boehnen Hulbert & Berghoff LLP, Vol. 15 Issue 3 Snippets 6, 7 (Summer 2017). [9] HealthBanc International, LLC v. Synergy Worldwide, 208 F.Supp.3d 1193, 1201 (D.Utah 2016); Phyllis Schlafly Revocable Trust v. Cori, No. 4:16CV01631 JAR, 2016 WL 6611133, at *2-5 (E.D. Mo. Nov. 9, 2016); Panera, LLC v. Nettles, No. 4:16-cv-1181-JAR, 2016 WL 4124114, at *4 fn.2 (E.D. Mo. Aug. 3, 2016); Henry Schein, Inc. v. Cook, 191 F.Supp.3d 1072, 1077, 1079-1080 (N.D.Cal. 2016); Engility Corp. v. Daniels, No. 16-cv-2473-WJM-MEH, 2016 WL 7034976, at *8-10 (D. Colo. Dec. 2, 2016); M.C. Dean, Inc. v. City of Miami Beach, Florida, 199 F. Supp. 3d 1349, 1353-1357 (S.D. Fla. 2016); GTO Access Systems, LLC v. Ghost Controls, LLC, No. 4:16cv355-WS/CAS, 2016 WL 4059706, at *1 fn.1, *2-4 (N.D. Fla. June 20, 2016); Earthbound Corp. v. MiTek USA, Inc., No. C16-1150 RSM, 2016 WL 4418013, at *9-10 (W.D. Wash. Aug. 19, 2016); Kuryakyn Holdings, LLC v. Ciro, LLC, 242 F.Supp.3d 789, 797-800 (W.D. Wisc. 2017). [10] Michelle Evans, Plausibility under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16 J. Marshall Rev. Intell. Prop. L. 188, 190 (2017); Eric J. Fues, Maximilienne Giannelli & Jon T. Self, Practice Tips for the Trade Secret Holder: Preparing a Complaint Under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Inside Counsel (June 14, 2017), https://www.finnegan.com/en/insights/practice-tips-for-the-trade-secret-holder-preparing-a-complaint.html; David R. Fertig & Michael A. Betts,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Jurisdictional Considerations—Part I, 29 No. 7 Intell. Prop. & Tech. L.J. 3, 3-5 (2017) [hereinafter “Considerations—Part I”]. [11] M.C. Dean, 199 F. Supp. 3d at 1357; Chatterplug, Inc. v. Digital Intent, LLC, No. 1:16-cv-4056, 2016 WL 6395409, at *3 (N.D. Ill. Oct. 28, 2016); Raben Tire Co. v. McFarland, No. 5:16-CV-00141-TBR, 2017 WL 741569, at *2-3 (W.D. Ky. Feb. 24, 2017). [12] Fed. R. Civ. P. 12(b). [13] Jessica Engler,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at Year One, 12 No. 4 In-House Def. Q. 20, 22 (2017). [14] Conley, supra note 4. [15]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 [16] 在訴狀內載陳法院的管轄權、原告有權獲得救濟,及原告的訴求等事項,是「聯邦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下稱「FRCP」)第8條有關「訴答」(pleading)的一般規定。Fed. R. Civ. P. 8(a). FRCP適用於在美國聯邦法院提起的所有民事訴訟。Fed. R. Civ. P. 1. 是以,FRCP規定也適用於在聯邦法院提起的DTSA民事訴訟。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0;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4. [17] 合理性訴答標準是美國最高法院在Bell Atlantic Corporation v. Twombly一案中,詮釋FRCP第8條而提出。Bell Atlantic Corporation v. Twombly, 550 U.S. 544, 547, 570 (2007). 合理性訴答標準不要求原告訴狀內陳載事實必須鉅細靡遺,但不能流於標籤式、結論式地陳述所求。Id. at 555, 570. 至少,必須提供足夠事實,從表面上可得判斷(原告)請求具合理性。Id. Twombly案後兩年,美國最高法院在Ashcroft v. Iqbal一案中明白表示、確立,Twombly案建立的訴答標準,適用於所有民事訴訟。Ashcroft v. Iqbal, 556 U.S. 662, 684 (2009). 是以,合理性訴答標準,也適用於在聯邦法院起訴的DTSA案件。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0;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5. 另外,有論者認為,聯邦法院要求的訴答標準,通常比州法(院)要求的訴答標準來得嚴格。Boxer, Griem, Jr., Malyshev & Ruffi, supra note 8. [18] Gold Medal Prods. Co. v. Bell Flavors & Fragrances, Inc., No. 1:16-CV-00365, 2017 WL 1365798, at *5-8 (S.D. Ohio, Apr. 14, 2017). See also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4; David R. Fertig & Michael A. Betts,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Jurisdictional Considerations—Part II, 29 No. 8 Intell. Prop. & Tech. L.J. 12, 12 (2017) [hereinafter “Considerations—Part II”]. [19] McFarland, 2017 WL 741569, at *2-3 ; M.C. Dean, 199 F. Supp. 3d at 1357; Digital Intent, 2016 WL 6395409, at *3. See also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5. [20]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5;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I, supra note 18, at 13-14. [21] Boxer, Griem, Jr., Malyshev & Ruffi, supra note 8. [22] Id. [23] 18 U.S.C. § 1839(3). [24] McFarland, 2017 WL 741569, at *2. [25]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26]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22. 另外,美國的合理性訴答標準對原告訴狀記載之要求,跟臺灣「檢察機關辦理重大違反營業秘密法案件注意事項」第6點附件的營業秘密「釋明事項表」(要求由告訴人或被害人填寫),兩者的共通點是,均有助於儘可能描述、判斷系爭案件所涉營業秘密。然而,兩者的適用場合不同: 1、美國的合理性訴答標準,是在聯邦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時,應注意與遵守的主張陳述相關事宜。臺灣的營業秘密釋明事項表,則是由告訴人或告訴代理人填具,以供檢察官辦理重大違反營業秘密法案件(刑事案件)時調查方向之參考,且非檢方起訴與否之依據。 2、美國的合理性訴答標準,除於聯邦法院提起訴訟的當事人應加注意外,對聯邦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時也有拘束力;臺灣的營業秘密釋明事項表,僅供檢察官調查方向參考,對檢方是否起訴不具拘束力,亦無從拘束臺灣法院之審理或裁斷。 有論者指出,臺灣法務部於2016年4月19日訂定的「檢察機關辦理重大違反營業秘密法案件注意事項」,當初是參考了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的「Prosecu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s(Manual)」,而「於第六點規定告訴人或被害人宜先填寫釋明事項表,藉此幫助檢察機關清楚掌握疑似受損害之重大營業秘密,是否符合法定之秘密性、經濟性、保密措施等要件,亦幫助檢察機關衡量發動強制處分之必要性。」陳砥柱,檢察機關辦理重大違反營業秘密法案件注意事項,遠東萬佳法律事務所,2016年7月14日,http://www.louisilf.com/zh-tw/posts/2016-07-14 (last visited Dec. 31, 2017). See also Prosecu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s (Manual) (4th ed.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criminal-ccips/legacy/2015/03/26/prosecuting_ip_crimes_manual_2013.pdf. 然而,「Prosecu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s(Manual)」手冊在其封面明言,內容所載係提供「內部建議」(internal suggestions)給司法部律師參考。Id. 因此,理論上,此手冊內容對聯邦法院沒有拘束力。 [27] Mission Measurement Corp. v. Blackbaud, Inc, 216 F.Supp.3d 915, 921 (N.D.Ill. 2016). [28] Digital Intent, 2016 WL 6395409, at *3. [29] McFarland, 2017 WL 741569, at *2; Blackbaud, 216 F.Supp.3d at 921; Ciro, 242 F.Supp.3d at 798. [30] 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1. 聯邦法院判決顯示,聯邦法院要求原告提供充足事實描述營業秘密的見解,並非始自DTSA生效後,而是在DTSA生效前便有此觀點存在。AWP, Inc. v. Commonwelath Excavating, Inc., Civil Action No. 5:13cv031., 2013 WL 3830500, at *5 (W.D. Va. July 24, 2013); Events Media Network, Inc. v. Weather Channel Interactive, Inc., Civil No. 1:13–03 (RBK/AMD), 2013 WL 3658823, at *3 (D. N.J. July 12, 2013);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Travel, USA v. Czopek, Civil No. 1:11–CV–00672, 2011 WL 3882474, at *4 (M.D. Pa. Sept. 2, 2011); DLC DermaCare LLC v. Castillo, No. CV–10–333–PHX–DGC, 2010 WL 5148073, at *4 (D. Ariz. Dec. 14, 2010). [31] Blackbaud, 216 F.Supp.3d at 921. [32] Ciro, 242 F.Supp.3d at 800. [33]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Hensley, supra note 8, at 44. [34] Hensley, supra note 8, at 44;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2-3; Rich, supra note 8, at 6;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0. [35] 18 U.S.C. § 1836(b)(2)(A). [36]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37] 依DTSA規定,法院核發單方扣押令的要件,簡之包括(1)受命令對象有可能不遵法院命令,FRCP第65條或其他衡平救濟手段不足達成目的;(2)若未核發此扣押令,將生立即且不可彌補之損害;(3)拒絕核發扣押令致聲請人所受損害,大於核發扣押令致他人所可能遭受的損害;(4)聲請人很可能證明系爭資訊為營業秘密,且受命令對象確實以不當手段,或圖謀以不當手段不法竊用營業秘密;(5)受命令對象確實持有營業秘密,或任何扣押標的財產;(6)聲請狀中對於應受扣押標的,提出合理具體細節及標示其所在;(7)若受命令對象,或與該對象行動一致之人,於收到扣押通知後,將會毀損、搬移或隱匿應扣押標的,或以他法致法院無法扣押該標的;且(8)聲請人尚未公開其聲請之扣押行動。惟經法院認定「有具體事實清楚顯示」(clearly appears from specific facts)符合此等要件,且限於「極端特殊情形」(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下,法院得依單方聲請核發單方扣押令。18 U.S.C. § 1836(b)(2)(A)(ii). [38] 18 U.S.C. § 1836(b)(2)(A)(i). [39]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Michael T. Renaud & Nick Armington, DTSA and Ex Parte Seizure – Lessons from the First Ex Parte Seizure Under The DTSA, Mintz Levin Cohn Ferris Glovsky and Popeo PC (Aug. 21, 2017), https://www.globalipmatters.com/2017/08/21/dtsa-and-ex-parte-seizure-lessons-from-the-first-ex-parte-seizure-under-the-dtsa; Matthew Werdegar & Warren Braunig, One Year On: the Federal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Daily J. (Apr. 26,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keker.com/Templates/media/files/Articles/Keker%20(DJ-4_26_17).pdf. [40]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Dharnidharka, Day & McCrimmon, supra note 8; Werdegar & Braunig, supra note 39. [41] OOO Brunswick Rail Mgmt. v. Sultanov, No. 5:17-cv-00017, 2017 WL 67119, *2 (N.D. Cal., Jan. 6, 2017); Magnesita Refractories Company v. Mishra, CAUSE NO. 2:16-CV-524-PPS-JEM, 2017 WL 365619, at *2 (N.D. Ind. Jan. 25, 2017). [42] Baleriz Carribean Ltd. Corp. v. Calvo, Case 1:16-cv-23300-KMW, at 7 (S.D.Fla. Aug. 5, 2016). See also 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有論者表示,對於不曾隱匿證據或無視法院命令之人,聯邦法院不太願意對此類人士核發單方扣押令。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43] Digital Assurance Certification, LLC v. Pendolino, Case No: 6:17-cv-72-Orl-31TBS, at *1-2 (M.D.Fla. Jan. 23, 2017). [44]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Dharnidharka, Day & McCrimmon, supra note 8. [45] Mission Capital Advisors, LLC v. Romaka, No. 16-cv-05878-LLS (S.D.N.Y. July 29, 2016). 有論者認為,此案是DTSA通過以後,首宗法院准許單方扣押令之案件。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46] Romaka, No. 16-cv-05878-LLS, at 1-3. [47] Id. at 1. [48] Id. at 2. [49] Id. [50] 在Romaka案中,聯邦法院按DTSA規定要件逐一檢視本案事實,認定:(1)被告未回應收受命令送達、未依法院命令出席等情事,顯現被告躲避法院命令之嫌,而FRCP第65條或其他衡平救濟手段對原告有所不足;(2)若未核發扣押令,將對原告產生立即且不可彌補之損害;(3)拒絕核發扣押令對原告所生損害,大於核發扣押令致被告合法利益所受損害;(4)依原告聲請所陳,原告很可能證明系爭資訊為營業秘密;(5)原告很可能成功證明,被告確以不當手段不法竊用原告系爭資訊;(6)原告很可能成功證明,原告的系爭資訊,確為被告實際持有中;(7)儘管存在法院無法扣押系爭資訊的風險,原告確實有通知被告;且(8)原告尚未公開其聲請的扣押行動。Id. at 2-4. [51] Id. at 4. 在Romaka案中,除客戶名單外,原告亦有聲請扣押其他「專有資訊」(proprietary information)。但此部份的扣押令被法院所拒絕,理由是原告對於此等資訊與相關事實的描述,諸如「秘密性與不可回覆之損害」(confidentiality and irreparable harm),欠缺「足夠具體」(sufficient particularity)。Id. [52] 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53] Id. [54]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55]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56] 例如,同為DTSA規定下的禁制令救濟。18 U.S.C. § 1836(b)(3)。又例如,FRCP的「臨時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 或「暫時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Fed. R. Civ. P. 65 (a), (b). [57] 如前所述,DTSA並沒有凌駕或取代其他聯邦法、各州州法有關營業秘密的救濟與規範。18 U.S.C. § 1838. [58] Cook, 191 F.Supp.3d at 1077, 1076-1077, 1079; Daniels, 2016 WL 7034976, at *10-11, 14; Nettles, 2016 WL 4124114, at *4. See also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2-3; Rich, supra note 8, at 6; Boxer, Griem, Jr., Malyshev & Ruffi, supra note 8. [59] DTSA §2(e), Pub. L. No. 114-153, 130 Stat. 376, 381-382. [60] Werdegar & Braunig, supra note 39; Krotoski, Burkholder, Harrison & Houmand, supra note 2, at 14;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61] Avago Technologies U.S. Inc. v. Nanoprecision Products, Inc., Case No. 16-cv-03737-JCS, 2017 WL 412524, at *9 (N.D.Cal. Jan. 31, 2017); Cave Consulting Group, Inc. v. Truven Health Analytics Inc., Case No. 15-cv-02177-SI, 2017 WL 1436044, at *5 (N.D. Cal. Apr. 24, 2017); Physician’s Surrogacy, Inc. v. German, Case No.: 17CV0718-MMA (WVG), 2017 WL 3622329, at *8-9 (S.D. Cal. Aug. 23, 2017). See also Tara C. Clancy, April Boyer & Michael R. Creta, Emerging Trends in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Litigation, National Law Review (Sept. 26, 2017), https://www.natlawreview.com/article/emerging-trends-defend-trade-secrets-act-litigation; Milligan & Salinas, supra note 8. [62] Cook, 191 F.Supp.3d at 1076-1079; Allstate Insurance Company v. Rote, No. 3:16-cv-01432-HZ, 2016 WL 4191015, at *1-5 (D. Or. Aug. 7, 2016); Syntel Sterling Best Shores Mauritius Limited v. Trizetto Group, Inc., 15-CV-211 (LGS) (RLE), 2016 WL 5338550, at *6 (S.D.N.Y. Sept. 23, 2016); Adams Arms, LLC v. Unified Weapon Systems, Inc., Case No. 8:16-cv-1503-T-33AEP, 2016 WL 5391394, at *6 (M.D. Fla. Sept. 27, 2016); Brand Energy &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Inc. v. Irex Contracting Group, CIVIL ACTION NO. 16-2499, 2017 WL 1105648, at *3-8 (E.D. Pa. Mar. 24, 2017); Sleekez, LLC v. Horton, CV 16–09–BLG–SPW–TJC, 2017 WL 1906957, at *5-6 (D. Mont. Apr. 21, 2017). See also Rich, supra note 8, at 8. [63] Unified Weapon Systems, 2016 WL 5391394, at *6; Horton, 2017 WL 1906957, at *5-6. See also Milligan & Salinas, supra note 8; Werdegar & Braunig, supra note 39. 聯邦法院判決顯示,若原告僅是「推論性的片面指控」(conclusory allegation),將不會被聯邦法院接受。Hydrogen Master Rights, Ltd. v. Weston, 228 F.Supp.3d 320, 338 (D.Del. 2017). See also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3. [64] Unified Weapon Systems, 2016 WL 5391394, at *6. See also Rich, supra note 8, at 8. [65]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3. [66] Milligan & Salinas, supra note 8. [67]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3. [68] 18 U.S.C. § 1838. [69] Conley, supra note 4. [70] Synergy Worldwide, 208 F.Supp.3d at 1201; Cori, 2016 WL 6611133, at *2-5; Nettles, 2016 WL 4124114, at *4 fn.2; Cook, 191 F.Supp.3d at 1077, 1079-1080; Daniels, 2016 WL 7034976, at *8-10; M.C. Dean, 199 F. Supp. 3d at 1353-1357; Ghost Controls, 2016 WL 4059706, at *1 fn.1, *2-4; MiTek USA, 2016 WL 4418013, at *9-10; Ciro, 242 F.Supp.3d at 797-800. [71] 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0;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5. [72] Blackbaud, 216 F.Supp.3d at 921. [73] Digital Intent, 2016 WL 6395409, at *3. See also 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1. [74]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Dharnidharka, Day & McCrimmon, supra note 8. [75] Sultanov, 2017 WL 67119, at *2; Mishra, 2017 WL 365619, at *2; Calvo, Case 1:16-cv-23300-KMW, at 7; Pendolino, 2017 WL 320830, at *1-2. See also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Werdegar & Braunig, supra note 39. [76]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2-3; Rich, supra note 8, at 6; Boxer, Griem, Jr., Malyshev & Ruffi, supra note 8. [77] Cook, 191 F.Supp.3d at 1076-1079; Rote, 2016 WL 4191015, at *1-5; Trizetto Group, 2016 WL 5338550, at *6; Unified Weapon Systems, 2016 WL 5391394, at *6; Irex Contracting Group, 2017 WL 1105648, at *3-8; Horton, 2017 WL 1906957, at *5-6. See also Rich, supra note 8, at 8. [78] Milligan & Salinas, supra note 8. [79]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3.

我國專利法修正中設計專利與設計產業現況之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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