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電子遊戲機內銷管制變革

刊登期別
2014年07月
 

中國大陸電子遊戲機內銷管制變革

科技法律研究所
法律研究員 蘇彥彰
2014年07月22日

  自中國大陸國務院2000年發布「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文化部等部門關於開展電子遊戲經營場所專項治理意見的通知」起,至2013年12月21日國務院發佈「國務院關於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暫時調整有關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文件規定的行政審批或者准入特別管理措施的決定」為止,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嚴格執行其境內的「遊戲機內銷禁令」,一方面限縮了中國大陸遊戲機市場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手機、網路遊戲得以在中國大陸地區崛起。如今遊戲機禁令逐步鬆動,是否會帶動整體遊戲市場洗牌,值得關注。為此,以下回顧中國大陸近年來就家用、掌上型遊戲機的管制政策沿革,並提示逐步開放過程間可能出現的變化和問題。

壹、中國大陸自2000年起長期禁止電子遊戲主機的國內銷售

  中國大陸國務院於2000年發布「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文化部等部門關於開展電子遊戲經營場所專項治理意見的通知」,當中明白表示「任何企業、個人不得再從事面向國內的電子遊戲裝置及其零、附件的生產、銷售活動」,此一決定造成風行於世界其它國家地區的家用、掌上型遊戲主機,在中國大陸遊戲市場喪失其合法性[1]。當時中國大陸官方就管制家用遊戲機政策所提出的理由是其「擾亂了社會治安秩序、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帶來潛在傷害」。

  然事實上中國大陸對於可能同樣對青少年造成影響的網路遊戲,不僅未加以禁止,反而將其列為重點產業大力扶植,此一作為明顯和禁止電子遊戲主機內銷理由相矛盾。因此長期以來各大主力電子遊戲機廠商,如索尼、微軟、任天堂等,仍一直試圖以各種方法打入中國市場,並呼籲中國大陸政府開放對內銷售電子遊戲主機[2]

貳、2013年宣布於上海自貿區內重新開放電子遊戲機之內銷

  中國大陸對電子遊戲主機的禁令在持續13年後,在2013年9月18日中國國務院發布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中,終於提出允許外資企業在自貿區從事遊戲設備的生產和銷售。此後,僅隔五天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旗下的百視通便宣佈將與微軟在自貿區合資組建公司,宣稱主要業務是「設計、開發、製作遊戲、娛樂應用軟件及衍生產品;銷售、許可、市場行銷自產和協力廠商的遊戲、娛樂應用軟體;遊戲機相關技術諮詢和服務」[3]。緊接著在2013年12月21日國務院再發佈「國務院關於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暫時調整有關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文件規定的行政審批或者准入特別管理措施的決定」,正式宣佈在自貿區內停止實施「遊戲機禁令」。至此,自貿區的遊戲機銷售大門正式向投資者開放。

參、電子遊戲機於中國大陸市場可能面對的問題

  在前述微軟案例中,其採取的方式是透過合資模式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有論者指出,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於上海自貿區仍是「禁止外商投資經營網路資料中心業務」。因此,對於微軟而言,仍需倚重百視通成熟的資料中心業務和機上盒業務牌照,以作為其在中國大陸地區網路服務的內容提供主體。除了前揭百視通宣佈將與微軟在自貿區合資組建公司外,另外兩間在電子遊戲機市場上佔有巨大版圖的索尼(SONY)和任天堂(NINTENDO)目前雖然還無具體動作,但業界人士預計這兩間在遊戲機產業界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公司,很有可能仿照百視通與微軟合資的模式,尋找具有中國境內相關執照的廠商合作,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另一方面,由於2014年6月底最新公布的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4]中,仍然明確規定自貿區內外商「禁止直接或間接從事和參與網絡遊戲運營服務」。由於遊戲機上遊戲目前已朝向具有網路連線功能趨勢發展,此類遊戲若經有關部門歸類為網路遊戲,由於外商不得直接或間接進行遊戲的營運,因此將為中國大陸國產遊戲軟體業者留下相當大的發展空間,可據以抵抗技術實力和知名度兼具的外商國際遊戲軟體大廠;反之若此類具網路連線功能的單機遊戲不在中國大陸網路遊戲營運資格之限制範圍內,外商可直接或間接介入經營,對於目前仍處於「全本土化」的中國大陸網路遊戲產業,勢必會帶來相當的衝擊和競爭。

  此外,中國大陸雖然放鬆對電子遊戲主機的內銷管制,但對於關鍵的遊戲軟體,由於中國大陸對出版境外著作權人授權的電子出版物(含網路遊戲作品),仍需由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進行內容審查[5],對於有意進入中國大陸電子遊戲機市場的企業,如何推出能通過內容審查卻又不失遊戲性的遊戲軟體,並讓長期以來已習慣於「低價」甚至「免費」網路遊戲的中國大陸消費者買單,都是相關產業有待克服的問題。

[1]蓝齐,〈国务院禁令解除游戏机成客厅娱乐新力量〉,《IT时代周刊》,2014年3期。

[2]徐涵,〈13年禁令一夕难解 游戏3巨头苦盼中国市场开放〉,《IT时代周刊》,2013年3期。

[3]诸悦,〈游戏机,“行货”来了〉,《小康。財智》,2013年10期。

[4]《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4年修订)》(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告2014年第1号)。

[5]《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2004.06.29)。

※ 中國大陸電子遊戲機內銷管制變革,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d=6606&no=65&tp=1 (最後瀏覽日:2025/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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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法院有關Defend Trade Secrets Act的晚近見解與趨勢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法律研究員 陳彥嘉 107年02月05日 壹、前言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1](下稱「DTSA」)是美國近年營業秘密相關法律的重要里程碑[2]。對可能涉入美國聯邦法院(下稱「聯邦法院」)DTSA訴訟的臺灣企業而言,聯邦法院晚近有關DTSA下述議題的見解與趨勢,值得關注:(1)DTSA是否取代既有法下關於營業秘密的民事救濟與保護規範?(2)提起DTSA訴訟時應注意何「訴答標準」(pleading standard)?(3)聯邦法院會否輕易依單方聲請核發扣押令(下稱「單方扣押令」(ex parte seizure order))?及(4)DTSA是否適用於發生在DTSA生效前的不法行為。以下依序評析前揭議題,並於文末綜結前述見解與趨勢之啟示。 貳、DTSA沒有完全取代既有規範,聯邦法院審理時仍可能會參酌既有規範與過往判決見解   DTSA明言,其未凌駕或取代其他聯邦法、州法有關營業秘密的民事救濟與保護規範[3]。DTSA立法前,美國有關營業秘密的民事救濟與保護規範,傳統上多仰賴各州州法[4]。DTSA賦予聯邦法院對於依DTSA提起的民事訴訟享有管轄權[5],也開啟營業秘密所有人於營業秘密遭受不法竊用時,得在聯邦法院訴請民事救濟之可能[6]。此猶如在既有救濟途徑外,提供多一層保護與併行的救濟途徑[7]。   有見解指出,聯邦法院在審理DTSA訴訟、詮釋DTSA或分析個案上,多參酌DTSA立法前的州法與判決見解[8]。相關判決顯示,聯邦法院審理DTSA案件時,有參酌、援引、比較在地州法與DTSA,及過往判決見解的傾向[9]。由此可知,DTSA立法前的營業秘密既有規範與過往判決見解,在聯邦法院實務上仍具參考價值與影響力。 參、提起DTSA訴訟時應注意合理性訴答標準   於聯邦法院提起DTSA訴訟時,原告訴狀記載應滿足「合理性」(plausibility)訴答標準[10],否則有遭聯邦法院駁回之虞[11]。挑戰原告之訴不符合理性訴答標準,聲請法院駁回原告之訴[12],也成為被告的反擊策略之一[13]。   DTSA雖提供得於聯邦法院訴請民事救濟之途徑[14],但不代表聯邦法院便放寬受理、廣收訴案[15]。在聯邦法院起訴DTSA案件時,原告訴狀需載陳法院管轄權、原告(有權獲得救濟)之請求,與請求的救濟[16]。原告之請求與訴狀所陳,應達到「合理」(plausible)程度[17]。原告在聯邦法院提起DTSA訴訟時,應將起訴相關事實(例如,法院管轄權[18]、DTSA規定要件[19]等等),充足陳述於訴狀當中[20]。除應陳述營業秘密存在外,也當具陳其營業秘密如何因不當手段而遭受不法竊用[21]。惟如何在「符合訴答標準」與「不過度揭露資訊致營業秘密曝光」之間取得平衡,不免爭議[22]。   以陳述營業秘密為例,在合理性訴答標準下,原告無可避免需在訴狀內具陳DTSA界定的營業秘密(要件)[23]相關事實,以證營業秘密存在[24]。亦即,原告需陳述系爭資訊不為周知、具有經濟價值,且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的充足相關事實[25],以合理陳證系爭資訊為營業秘密[26]。聯邦法院並未要求原告要具體揭露其營業秘密[27],但原告需能描述其營業秘密的「概括輪廓」(general contour)[28]。空言指向廣泛科技領域或某種科技、片面宣稱受害資訊係屬保密,致法院大海撈針搜尋、拼湊符合營業秘密要件的具體事實,為聯邦法院所不樂見[29]。換言之,原告不能只陳稱事涉營業秘密,而要清楚描述其營業秘密[30]。例如,原告在訴狀內需能描述所涉資訊為何,及付出何等努力維持該資訊的秘密性[31]。又例如,原告不能僅列出資訊之目錄或概括主題,而應提出足以構成營業秘密的文件或資訊[32]。 肆、聯邦法院審慎避免濫發單方扣押令,聲請獲准核發並非易事   DTSA生效以來,聯邦法院依聲請核發單方扣押令的情形並不多見[33]。DTSA的單方扣押令規定頗具爭議[34],其允許法院於符合DTSA規定要件時,得依一方當事人聲請核發(民事)扣押令,扣押防止流傳或散佈營業秘密所必要之財產[35]。聯邦法院對單方扣押令相當審慎,嚴守DTSA文義[36],惟經認定「有具體事實清楚顯示」(clearly appears from specific facts)符合DTSA規定要件[37],且限於「極端特殊情形」(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38]時方許之[39],避免濫發此種扣押令[40]。若有其他衡平救濟可行時,無必要核發單方扣押令[41]。又,若聲請人無法舉證他方在類似活動上曾隱匿證據或忽視法院命令,僅片面宣稱他方受通知後會毀滅證據,尚不足說服聯邦法院核發單方扣押令[42]。另外,倘聲請人未能舉證系爭資訊是營業秘密時,聯邦法院也會拒絕核發單方扣押令[43]。由此可知,向聯邦法院聲請並獲准核發單方扣押令,並不容易[44]。   單方扣押令的核發雖然罕見,但已出現過一例 – Mission Capital Advisors, LLC v. Romaka[45]。此案被告未經受權而將原告的客戶名單下載至個人電腦,原告聲請法院扣押被告手中載有該客戶名單之財產,或禁止被告揭露該客戶名單[46]。審理過程中,被告未回應收受法院先前命令的送達[47],也未按法院命令出席[48],有躲避法院命令之嫌,讓聯邦法院形成心證,認為其他形式的衡平救濟手段不足,被告有不遵法院命令的跡象[49]。聯邦法院按DTSA規定要件逐一檢視本案事實後,認定確有具體事實清楚顯示要件合致[50],遂依聲請核發扣押令[51]。Romaka案有助於瞭解,何等情形會促成聯邦法院核發單方扣押令[52]。由此案可知,漠視或躲避法院命令,可能讓聯邦法院產生不遵法院命令之印象,增加核發單方扣押令的可能性[53]。Romaka案也與其他聯邦法院判決呼應印證,聯邦法院對單方扣押令相當審慎[54]。   儘管聯邦法院避免濫發單方扣押令[55],但非謂營業秘密遭不法竊用的被害人便毫無「禁制令救濟」(injunctive relief)可言。其他聯邦法或州法下的禁制令救濟手段[56],仍有適用[57]。當繫屬案件案情符合其他禁制令救濟之要件時,聯邦法院依當事人聲請,核發單方扣押令以外其他種類的禁制令,並非罕見[58]。 伍、生效前發生,且DTSA生效後仍持續發生的不法行為,可能適用DTSA   DTSA明言,適用於生效當天或之後發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59]。因此,在DTSA生效前發生並結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無DTSA適用餘地[60]。原告提起DTSA之訴時,若未能指出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全部或一部)發生於DTSA生效後,原告的DTSA請求部份,有可能會遭聯邦法院駁回[61]。   對於發生在DTSA生效前,且DTSA生效後持續發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聯邦法院已開始有討論或接受,DTSA亦適用於此類持續性行為[62]。但是,原告需能「合理、充足」(“plausibly”, “sufficiently”)指出在DTSA生效後發生的不法行為部份[63]。有見解認為,此際得救濟回復之部份,也限於DTSA生效後的不法行為部份[64]。   承上,發生於DTSA生效前,且DTSA生效後持續發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日後也可能成為原告提起DTSA之訴的原由[65]。在此類訴訟中,應注意原告有無合理、充足指出DTSA生效後發生的不法行為部份[66]。倘原告未合理、充足指出該行為部份時,被告得伺機請求法院駁回原告之訴[67]。 陸、結論   綜觀聯邦法院晚近有關DTSA的見解與趨勢,對可能涉入聯邦法院DTSA訴訟的臺灣企業而言,有下述啟示: 一、勿漠視既有的營業秘密相關規範或判決見解,蓋其對聯邦法院實務仍具參考價值與影響力。DTSA沒有凌駕或取代其他聯邦法、州法有關營業秘密的民事救濟與保護規範[68],僅提供多一層保護與併行的救濟途徑[69]。聯邦法院在審理DTSA案件時,有參酌、援引、比較DTSA立法前的既有規範與過往判決觀點的傾向[70]。 二、在聯邦法院提起DTSA訴訟,原告訴狀記載應合乎合理性訴答標準[71]。原告所陳是否合乎合理性訴答標準,可能會是訴訟攻防戰場之一。以陳述營業秘密為例,原告雖非必得具體揭露營業秘密[72],但需能清楚描述其營業秘密[73]。 三、聲請單方扣押令不易獲准核發[74],或考慮聲請其他種類之禁制令救濟較易獲准。聯邦法院審慎避免濫發單方扣押令[75],但若繫屬案件案情符合其他禁制令救濟之要件時,法院依當事人聲請,核發單方扣押令以外其他種類的禁制令,並非罕見[76]。 四、DTSA有可能適用於,發生在DTSA生效前,且DTSA生效後持續發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77]。DTSA訴訟若涉及此類持續性不法行為時,原告有無合理、充足指出於DTSA生效後發生的不法行為部份[78],可能會是訴訟攻防戰場之一。若原告未合理、充足指出該行為部份時,被告得伺機請求法院駁回原告之訴[79]。 [1]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f 2016, Pub. L. No. 114-153, 130 Stat. 376 (May 11, 2016) (mostly codified in scattered sections of 18 U.S.C. §§ 1836-1839 [hereinafter the “DTSA”]. [2] Mark L. Krotoski, Greta L. Burkholder, Jenny Harrison & Corey R. Houmand, The Landmark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f 2016, at 3 (May 2016); Bradford K. Newman, Jessica Mendelson & MiRi Song, The Defend Trade Secret Act: One year Later, 2017-Apr Bus. L. Today 1, 1 (2017). [3] 18 U.S.C. § 1838. [4] S. Rep. No. 114-220, at 2 (2016) [hereinafter “S. Rep.”]; Kaylee Beauchamp, The Failures of Federalizing Trade Secrets: Why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f 2016 Should Preempt State Law, 86 Miss. L.J. 1031, 1033, 1045 (2017); Zoe Argento, Killing the Golden Goose: The Dangers of Strengthening Domestic Trade Secret Rights in Response to Cyber-Misappropriation, 16 Yale J. L. & Tech. 172, 177 (2014); James Pooley, The Myth of the Trade Secret Troll: Why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Improves the Protection of Commercial Information, 23 Geo. Maso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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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gan & Daniel Joshua Salinas, Emerging Issues In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s Second Year, Seyfarth Shaw LLP: Trading Secrets (June 14, 2017), https://www.tradesecretslaw.com/2017/06/articles/dtsa/emerging-issues-in-the-defend-trade-secrets-acts-second-year/; Jeffrey S. Boxer, John M. Griem, Jr., Alexander G. Malyshev & Dylan L. Ruffi,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 2016 In Review, Carter Ledyard & Milburn LLP (Jan. 19, 2017), http://www.clm.com/publication.cfm?ID=5579; Rajiv Dharnidharka, Andrew D. Day & Deborah E. McCrimmon,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ne Year In – Four Things We’ve Learned, DLA Piper (May 30, 2017), https://www.dlapiper.com/en/us/insights/publications/2017/05/defend-trade-secrets-act-four-things-learned/; Joshua R. Rich, The DTSA After One Year: Has the Federal Trade Secrets Law Met Expectations?, McDonnell Boehnen Hulbert & Berghoff LLP, Vol. 15 Issue 3 Snippets 6, 7 (Summer 2017). [9] HealthBanc International, LLC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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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88, 190 (2017); Eric J. Fues, Maximilienne Giannelli & Jon T. Self, Practice Tips for the Trade Secret Holder: Preparing a Complaint Under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Inside Counsel (June 14, 2017), https://www.finnegan.com/en/insights/practice-tips-for-the-trade-secret-holder-preparing-a-complaint.html; David R. Fertig & Michael A. Betts,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Jurisdictional Considerations—Part I, 29 No. 7 Intell. Prop. & Tech. L.J. 3, 3-5 (2017) [hereinafter “Considerations—Part I”]. [11] M.C. Dean, 199 F. Supp. 3d at 1357; Chatterplug, Inc. v. Digital Intent, LLC, No. 1:16-cv-4056, 2016 WL 6395409, at *3 (N.D. Ill. Oct. 28, 2016); Raben Tire Co. v. McFarland, No. 5:16-CV-00141-TBR, 2017 WL 741569, at *2-3 (W.D. Ky. Feb. 24, 2017). [12] Fed. R. Civ. P. 12(b). [13] Jessica Engler,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at Year One, 12 No. 4 In-House Def. Q. 20, 22 (2017). [14] Conley, supra note 4. [15]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 [16] 在訴狀內載陳法院的管轄權、原告有權獲得救濟,及原告的訴求等事項,是「聯邦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下稱「FRCP」)第8條有關「訴答」(pleading)的一般規定。Fed. R. Civ. P. 8(a). FRCP適用於在美國聯邦法院提起的所有民事訴訟。Fed. R. Civ. P. 1. 是以,FRCP規定也適用於在聯邦法院提起的DTSA民事訴訟。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0;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4. [17] 合理性訴答標準是美國最高法院在Bell Atlantic Corporation v. Twombly一案中,詮釋FRCP第8條而提出。Bell Atlantic Corporation v. Twombly, 550 U.S. 544, 547, 570 (2007). 合理性訴答標準不要求原告訴狀內陳載事實必須鉅細靡遺,但不能流於標籤式、結論式地陳述所求。Id. at 555, 570. 至少,必須提供足夠事實,從表面上可得判斷(原告)請求具合理性。Id. Twombly案後兩年,美國最高法院在Ashcroft v. Iqbal一案中明白表示、確立,Twombly案建立的訴答標準,適用於所有民事訴訟。Ashcroft v. Iqbal, 556 U.S. 662, 684 (2009). 是以,合理性訴答標準,也適用於在聯邦法院起訴的DTSA案件。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0;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5. 另外,有論者認為,聯邦法院要求的訴答標準,通常比州法(院)要求的訴答標準來得嚴格。Boxer, Griem, Jr., Malyshev & Ruffi, supra note 8. [18] Gold Medal Prods. Co. v. Bell Flavors & Fragrances, Inc., No. 1:16-CV-00365, 2017 WL 1365798, at *5-8 (S.D. Ohio, Apr. 14, 2017). See also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4; David R. Fertig & Michael A. Betts,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Jurisdictional Considerations—Part II, 29 No. 8 Intell. Prop. & Tech. L.J. 12, 12 (2017) [hereinafter “Considerations—Part II”]. [19] McFarland, 2017 WL 741569, at *2-3 ; M.C. Dean, 199 F. Supp. 3d at 1357; Digital Intent, 2016 WL 6395409, at *3. See also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5. [20]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5;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I, supra note 18, at 13-14. [21] Boxer, Griem, Jr., Malyshev & Ruffi, supra note 8. [22] Id. [23] 18 U.S.C. § 1839(3). [24] McFarland, 2017 WL 741569, at *2. [25]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26]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22. 另外,美國的合理性訴答標準對原告訴狀記載之要求,跟臺灣「檢察機關辦理重大違反營業秘密法案件注意事項」第6點附件的營業秘密「釋明事項表」(要求由告訴人或被害人填寫),兩者的共通點是,均有助於儘可能描述、判斷系爭案件所涉營業秘密。然而,兩者的適用場合不同: 1、美國的合理性訴答標準,是在聯邦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時,應注意與遵守的主張陳述相關事宜。臺灣的營業秘密釋明事項表,則是由告訴人或告訴代理人填具,以供檢察官辦理重大違反營業秘密法案件(刑事案件)時調查方向之參考,且非檢方起訴與否之依據。 2、美國的合理性訴答標準,除於聯邦法院提起訴訟的當事人應加注意外,對聯邦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時也有拘束力;臺灣的營業秘密釋明事項表,僅供檢察官調查方向參考,對檢方是否起訴不具拘束力,亦無從拘束臺灣法院之審理或裁斷。 有論者指出,臺灣法務部於2016年4月19日訂定的「檢察機關辦理重大違反營業秘密法案件注意事項」,當初是參考了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的「Prosecu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s(Manual)」,而「於第六點規定告訴人或被害人宜先填寫釋明事項表,藉此幫助檢察機關清楚掌握疑似受損害之重大營業秘密,是否符合法定之秘密性、經濟性、保密措施等要件,亦幫助檢察機關衡量發動強制處分之必要性。」陳砥柱,檢察機關辦理重大違反營業秘密法案件注意事項,遠東萬佳法律事務所,2016年7月14日,http://www.louisilf.com/zh-tw/posts/2016-07-14 (last visited Dec. 31, 2017). See also Prosecu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s (Manual) (4th ed.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criminal-ccips/legacy/2015/03/26/prosecuting_ip_crimes_manual_2013.pdf. 然而,「Prosecu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s(Manual)」手冊在其封面明言,內容所載係提供「內部建議」(internal suggestions)給司法部律師參考。Id. 因此,理論上,此手冊內容對聯邦法院沒有拘束力。 [27] Mission Measurement Corp. v. Blackbaud, Inc, 216 F.Supp.3d 915, 921 (N.D.Ill. 2016). [28] Digital Intent, 2016 WL 6395409, at *3. [29] McFarland, 2017 WL 741569, at *2; Blackbaud, 216 F.Supp.3d at 921; Ciro, 242 F.Supp.3d at 798. [30] 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1. 聯邦法院判決顯示,聯邦法院要求原告提供充足事實描述營業秘密的見解,並非始自DTSA生效後,而是在DTSA生效前便有此觀點存在。AWP, Inc. v. Commonwelath Excavating, Inc., Civil Action No. 5:13cv031., 2013 WL 3830500, at *5 (W.D. Va. July 24, 2013); Events Media Network, Inc. v. Weather Channel Interactive, Inc., Civil No. 1:13–03 (RBK/AMD), 2013 WL 3658823, at *3 (D. N.J. July 12, 2013);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Travel, USA v. Czopek, Civil No. 1:11–CV–00672, 2011 WL 3882474, at *4 (M.D. Pa. Sept. 2, 2011); DLC DermaCare LLC v. Castillo, No. CV–10–333–PHX–DGC, 2010 WL 5148073, at *4 (D. Ariz. Dec. 14, 2010). [31] Blackbaud, 216 F.Supp.3d at 921. [32] Ciro, 242 F.Supp.3d at 800. [33]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Hensley, supra note 8, at 44. [34] Hensley, supra note 8, at 44;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2-3; Rich, supra note 8, at 6;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0. [35] 18 U.S.C. § 1836(b)(2)(A). [36]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37] 依DTSA規定,法院核發單方扣押令的要件,簡之包括(1)受命令對象有可能不遵法院命令,FRCP第65條或其他衡平救濟手段不足達成目的;(2)若未核發此扣押令,將生立即且不可彌補之損害;(3)拒絕核發扣押令致聲請人所受損害,大於核發扣押令致他人所可能遭受的損害;(4)聲請人很可能證明系爭資訊為營業秘密,且受命令對象確實以不當手段,或圖謀以不當手段不法竊用營業秘密;(5)受命令對象確實持有營業秘密,或任何扣押標的財產;(6)聲請狀中對於應受扣押標的,提出合理具體細節及標示其所在;(7)若受命令對象,或與該對象行動一致之人,於收到扣押通知後,將會毀損、搬移或隱匿應扣押標的,或以他法致法院無法扣押該標的;且(8)聲請人尚未公開其聲請之扣押行動。惟經法院認定「有具體事實清楚顯示」(clearly appears from specific facts)符合此等要件,且限於「極端特殊情形」(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下,法院得依單方聲請核發單方扣押令。18 U.S.C. § 1836(b)(2)(A)(ii). [38] 18 U.S.C. § 1836(b)(2)(A)(i). [39]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Michael T. Renaud & Nick Armington, DTSA and Ex Parte Seizure – Lessons from the First Ex Parte Seizure Under The DTSA, Mintz Levin Cohn Ferris Glovsky and Popeo PC (Aug. 21, 2017), https://www.globalipmatters.com/2017/08/21/dtsa-and-ex-parte-seizure-lessons-from-the-first-ex-parte-seizure-under-the-dtsa; Matthew Werdegar & Warren Braunig, One Year On: the Federal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Daily J. (Apr. 26,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keker.com/Templates/media/files/Articles/Keker%20(DJ-4_26_17).pdf. [40]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Dharnidharka, Day & McCrimmon, supra note 8; Werdegar & Braunig, supra note 39. [41] OOO Brunswick Rail Mgmt. v. Sultanov, No. 5:17-cv-00017, 2017 WL 67119, *2 (N.D. Cal., Jan. 6, 2017); Magnesita Refractories Company v. Mishra, CAUSE NO. 2:16-CV-524-PPS-JEM, 2017 WL 365619, at *2 (N.D. Ind. Jan. 25, 2017). [42] Baleriz Carribean Ltd. Corp. v. Calvo, Case 1:16-cv-23300-KMW, at 7 (S.D.Fla. Aug. 5, 2016). See also 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有論者表示,對於不曾隱匿證據或無視法院命令之人,聯邦法院不太願意對此類人士核發單方扣押令。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43] Digital Assurance Certification, LLC v. Pendolino, Case No: 6:17-cv-72-Orl-31TBS, at *1-2 (M.D.Fla. Jan. 23, 2017). [44]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Dharnidharka, Day & McCrimmon, supra note 8. [45] Mission Capital Advisors, LLC v. Romaka, No. 16-cv-05878-LLS (S.D.N.Y. July 29, 2016). 有論者認為,此案是DTSA通過以後,首宗法院准許單方扣押令之案件。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46] Romaka, No. 16-cv-05878-LLS, at 1-3. [47] Id. at 1. [48] Id. at 2. [49] Id. [50] 在Romaka案中,聯邦法院按DTSA規定要件逐一檢視本案事實,認定:(1)被告未回應收受命令送達、未依法院命令出席等情事,顯現被告躲避法院命令之嫌,而FRCP第65條或其他衡平救濟手段對原告有所不足;(2)若未核發扣押令,將對原告產生立即且不可彌補之損害;(3)拒絕核發扣押令對原告所生損害,大於核發扣押令致被告合法利益所受損害;(4)依原告聲請所陳,原告很可能證明系爭資訊為營業秘密;(5)原告很可能成功證明,被告確以不當手段不法竊用原告系爭資訊;(6)原告很可能成功證明,原告的系爭資訊,確為被告實際持有中;(7)儘管存在法院無法扣押系爭資訊的風險,原告確實有通知被告;且(8)原告尚未公開其聲請的扣押行動。Id. at 2-4. [51] Id. at 4. 在Romaka案中,除客戶名單外,原告亦有聲請扣押其他「專有資訊」(proprietary information)。但此部份的扣押令被法院所拒絕,理由是原告對於此等資訊與相關事實的描述,諸如「秘密性與不可回覆之損害」(confidentiality and irreparable harm),欠缺「足夠具體」(sufficient particularity)。Id. [52] 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53] Id. [54]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55]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56] 例如,同為DTSA規定下的禁制令救濟。18 U.S.C. § 1836(b)(3)。又例如,FRCP的「臨時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 或「暫時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Fed. R. Civ. P. 65 (a), (b). [57] 如前所述,DTSA並沒有凌駕或取代其他聯邦法、各州州法有關營業秘密的救濟與規範。18 U.S.C. § 1838. [58] Cook, 191 F.Supp.3d at 1077, 1076-1077, 1079; Daniels, 2016 WL 7034976, at *10-11, 14; Nettles, 2016 WL 4124114, at *4. See also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2-3; Rich, supra note 8, at 6; Boxer, Griem, Jr., Malyshev & Ruffi, supra note 8. [59] DTSA §2(e), Pub. L. No. 114-153, 130 Stat. 376, 381-382. [60] Werdegar & Braunig, supra note 39; Krotoski, Burkholder, Harrison & Houmand, supra note 2, at 14;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61] Avago Technologies U.S. Inc. v. Nanoprecision Products, Inc., Case No. 16-cv-03737-JCS, 2017 WL 412524, at *9 (N.D.Cal. Jan. 31, 2017); Cave Consulting Group, Inc. v. Truven Health Analytics Inc., Case No. 15-cv-02177-SI, 2017 WL 1436044, at *5 (N.D. Cal. Apr. 24, 2017); Physician’s Surrogacy, Inc. v. German, Case No.: 17CV0718-MMA (WVG), 2017 WL 3622329, at *8-9 (S.D. Cal. Aug. 23, 2017). See also Tara C. Clancy, April Boyer & Michael R. Creta, Emerging Trends in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Litigation, National Law Review (Sept. 26, 2017), https://www.natlawreview.com/article/emerging-trends-defend-trade-secrets-act-litigation; Milligan & Salinas, supra note 8. [62] Cook, 191 F.Supp.3d at 1076-1079; Allstate Insurance Company v. Rote, No. 3:16-cv-01432-HZ, 2016 WL 4191015, at *1-5 (D. Or. Aug. 7, 2016); Syntel Sterling Best Shores Mauritius Limited v. Trizetto Group, Inc., 15-CV-211 (LGS) (RLE), 2016 WL 5338550, at *6 (S.D.N.Y. Sept. 23, 2016); Adams Arms, LLC v. Unified Weapon Systems, Inc., Case No. 8:16-cv-1503-T-33AEP, 2016 WL 5391394, at *6 (M.D. Fla. Sept. 27, 2016); Brand Energy &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Inc. v. Irex Contracting Group, CIVIL ACTION NO. 16-2499, 2017 WL 1105648, at *3-8 (E.D. Pa. Mar. 24, 2017); Sleekez, LLC v. Horton, CV 16–09–BLG–SPW–TJC, 2017 WL 1906957, at *5-6 (D. Mont. Apr. 21, 2017). See also Rich, supra note 8, at 8. [63] Unified Weapon Systems, 2016 WL 5391394, at *6; Horton, 2017 WL 1906957, at *5-6. See also Milligan & Salinas, supra note 8; Werdegar & Braunig, supra note 39. 聯邦法院判決顯示,若原告僅是「推論性的片面指控」(conclusory allegation),將不會被聯邦法院接受。Hydrogen Master Rights, Ltd. v. Weston, 228 F.Supp.3d 320, 338 (D.Del. 2017). See also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3. [64] Unified Weapon Systems, 2016 WL 5391394, at *6. See also Rich, supra note 8, at 8. [65]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3. [66] Milligan & Salinas, supra note 8. [67]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3. [68] 18 U.S.C. § 1838. [69] Conley, supra note 4. [70] Synergy Worldwide, 208 F.Supp.3d at 1201; Cori, 2016 WL 6611133, at *2-5; Nettles, 2016 WL 4124114, at *4 fn.2; Cook, 191 F.Supp.3d at 1077, 1079-1080; Daniels, 2016 WL 7034976, at *8-10; M.C. Dean, 199 F. Supp. 3d at 1353-1357; Ghost Controls, 2016 WL 4059706, at *1 fn.1, *2-4; MiTek USA, 2016 WL 4418013, at *9-10; Ciro, 242 F.Supp.3d at 797-800. [71] 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0;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5. [72] Blackbaud, 216 F.Supp.3d at 921. [73] Digital Intent, 2016 WL 6395409, at *3. See also 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1. [74]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Dharnidharka, Day & McCrimmon, supra note 8. [75] Sultanov, 2017 WL 67119, at *2; Mishra, 2017 WL 365619, at *2; Calvo, Case 1:16-cv-23300-KMW, at 7; Pendolino, 2017 WL 320830, at *1-2. See also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Werdegar & Braunig, supra note 39. [76]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2-3; Rich, supra note 8, at 6; Boxer, Griem, Jr., Malyshev & Ruffi, supra note 8. [77] Cook, 191 F.Supp.3d at 1076-1079; Rote, 2016 WL 4191015, at *1-5; Trizetto Group, 2016 WL 5338550, at *6; Unified Weapon Systems, 2016 WL 5391394, at *6; Irex Contracting Group, 2017 WL 1105648, at *3-8; Horton, 2017 WL 1906957, at *5-6. See also Rich, supra note 8, at 8. [78] Milligan & Salinas, supra note 8. [79]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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