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報告提出工業4.0帶來的三大變遷
歐盟執委會下設機構策略與評估服務中心(CSES)在2016年2月向歐洲議會提出歐洲落實工業4.0政策執行分析報告，指出執行工業4.0帶來的科技、社會、以及商業環境變遷：
（1）科技變遷
數位化將對中小企業帶來挑戰，其中涉及之法律議題包括：促進數位安全致生之企業成本或風險、智慧財產權保護、個人資料與隱私、環境保護、健康和安全等。
（2）社會變遷
企業應用工業4.0技術時將面臨工作方式上之調整，整體工業4.0技術分佈不均則有可能導致集中化競爭的情形增加。
（3）商業環境變遷
隨著中小企業參與供應鏈，將帶來成本、風險、缺乏彈性、缺乏政策性的單獨運作等各方面挑戰，而重點在於藉由標準化串起整體產業，與其他的企業競爭。
我國在2016年7月通過「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以精密機械之推動成果及我國資通訊科技能量為基礎，導入智慧化相關技術，建構智慧機械產業新生態體系，並且預期能打通供需生產資訊鏈，提升人均製造力，同時併以連結在地、連結未來、連結國際為推動策略主軸，其中相關的法律議題、以及對於社會或商業環境帶來的變遷影響評估，自屬重要。
本文為「經濟部產業技術司科技專案成果」
莊晏詞
法律研究員 編譯整理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不僅是資源回收或廢棄物利用，循環經濟強調的核心概念是創造資源利用的最大效益，有別於傳統經濟模式在資源利用上「開採、製造、使用、丟棄」的線性歷程，循環經濟加入了減少廢棄物產生、資源重覆與有效利用的概念，讓資源利用與產品的生成不再是有去無回的單向線性歷程。 循環經濟的概念能夠套用到所有產品的生命歷程當中，自產品設計、生產、物流、銷售、使用、回收，到投入新的產品生命歷程，以環型的資源利用歷程，加入各種資源再利用的方式，並盡可能減少真正廢棄物的生成。與此相關聯的包含新興科技如大數據、物聯網之應用，到創新商業模式的生成，都可以是循環經濟的一部分。 循環經濟所揭示的概念，是讓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能攜手同行，創造資源利用的最大效益。在歐盟「展望2020計畫」（Horizon 2020）當中，也同樣把循環經濟列為計畫的重要領域之一，循環經濟時代來臨所揭櫫的不僅僅是在資源回收、或是幾種廢棄物再利用的技術，而是對經濟體系當中資源運用歷程的重新形塑，與新興科技及商業模式創新均密不可分。
資通安全管理法之簡介與因應資通安全管理法之簡介與因應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2019年6月25日 壹、事件摘要 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伴隨著資安風險的提升，世界各國對於資安防護的意識逐漸升高，紛紛訂定相關之資安防護或因應措施。為提升國內整體之資通安全防護能量，我國於107年5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資通安全管理法」（以下簡稱資安法），並於同年6月6日經總統公布，期望藉由資通安全管理法制化，有效管理資通安全風險，以建構安全完善的數位環境。觀諸資通安全管理法共計23條條文外，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辦法、「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稽核辦法」、「資通安全情資分享辦法」及「公務機關所屬人員資通安全事項獎懲辦法」等六部子法，建置了我國資通安全管理之法制框架。然而，資安法及相關子法於108年1月1日實施後，各機關於適用上不免產生諸多疑義，故本文擬就我國資通安全管理法之規範重點為扼要說明，作為各機關遵法之參考建議。 貳、重點說明 一、規範對象 資安法所規範之對象，主要可分為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公務機關依資安法第3條第5款之定義，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地方機關（構）或公法人，但不包含軍事機關及情報機關。故公務機關包含各級中央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依公法設立之法人（如農田水利會[1]、行政法人[2]）、公立學校、公立醫院等，均屬公務機關之範疇。惟考量軍事及情報機關之任務性質特殊，故資安法排除軍事及情報機關之適用[3]。 特定非公務機關依資安法第3條第6款之規定，指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公營事業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另依該法第16條第1項規定，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徵詢相關公務機關、民間團體、專家學者之意見後指定，報請行政院核定，並以書面通知受核定者。須注意者為該指定行為具行政處分之性質，如受指定之特定非公務機關對此不服，則可循行政救濟程序救濟之。目前各關鍵基礎設施領域，預計將於108年下半年陸續完成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之指定程序[4]。 此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依該法第3條第9項之規定，指其營運及資金運用計畫應依預算法第41條第3項規定送立法院，及其年度預算書應依同條第4項規定送立法院審議之財團法人。故如為地方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則非屬資安法所稱特定非公務機關之範圍。公營事業之認定，則可參考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3條之規定，指（一）各級政府獨資或合營者；（二）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且政府資本超過百分之五十者；（三）政府與前二款公營事業或前二款公營事業投資於其他事業，其投資之資本合計超過該投資事業資本百分之五十者。目前公營事業如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等均屬之。 二、責任內容 資安法之責任架構，可區分為「事前規劃」、「事中維運」及「事後改善」等三個階段，分述如下： （一）事前規劃 就事前規劃部分，資安法要求各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均應先規劃及訂定「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及「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機制」，使各機關得據此落實相關之資安防護措施，各機關並應依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之規定，依其重要性進行責任等級之分級，辦理分級辦法中所要求之應辦事項[5]，並將應辦事項納入安全維護計畫中。 此外，在機關所擁有之資通系統[6]部分，各機關如有自行或委外開發資通系統，尚應依據分級辦法就資通系統進行分級（分為高、中、普三級），並就系統之等級採取相應之防護基準措施，以高級為例，從7大構面中，共須採取75項控制措施。 （二）事中維運 事中維運部分，資安法要求各機關應定期提出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之實施情形，上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應定期進行各機關之實地稽核及資通安全演練作業。各機關如有發生資通安全事件，應於機關知悉資通安全事件發生時，於規定時間內[7]，依機關訂定之通報應變機制採取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及損害控制或復原措施，以避免資通安全事件之擴大。 （三）事後改善 在事後改善部分，如各機關發生資通安全事件或於稽核時發現缺失，則均應進行相關缺失之改善，提出改善報告，並應針對缺失進行追蹤評估，以確認缺失改善之情形。 三、情資分享 為使資通安全情資流通，並考量網路威脅可能來自於全球各地，資安法第8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建立情資分享機制，進行情資之國際合作。情資分享義務原則於公務機關間，就特定非公務機關部分，為鼓勵公私間之協力合作，故規定特定非公務機關得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情資分享。 我國已於107年1月將政府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G-ISAC）調整提升至國家層級並更名為「國家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National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 N-ISAC）。透過情資格式標準化與系統自動化之分享機制，提升情資分享之即時性、正確性及完整性，建立縱向與橫向跨領域之資安威脅與訊息交流，以達到情資迅速整合、即時分享及有效應用之目的[8]。 四、罰則 為使資安法之相關規範得以落實，資安法就公務機關部分，訂有公務機關所屬人員資通安全事項獎懲辦法以資適用。公務機關應依據獎懲辦法之內容，配合機關內部之人事考評規定訂定獎懲基準，而獎懲辦法適用之人員，除公務人員外，尚包含機關內部之約聘僱人員。就特定非公務機關部分，資安法則另訂有相關之罰則，針對未依資安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應辦事項之特定非公務機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令限期改正，並按情節處10萬至100萬元之罰鍰。惟就資通安全事件通報部分，因考量其影響範圍層面較廣，故規定特定非公務機關如未依規定進行通報，則可處以30萬元至500萬元之罰鍰。 參、事件評析 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為落實資安法之相關規範，勢必投入相關之資源及人力，以符合資安法之要求。考量公務機關或特定非公務機關之資源有限，故建議可從目前組織內部所採用之個人資料保護或資訊安全管理措施進行盤點與接軌，以避免資源或相關措施重複建置，以下則列舉幾點建議： 一、風險評估與安全措施 資安法施行細則第6條要求安全維護計畫訂定風險評估、安全防護及控制措施機制，與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要求建立個人資料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之規定相似，故各機關於適用上可協調內部之資安與隱私保護機制，共同擬訂單位內部之風險評估方式與管理措施規範。 二、通報應變措施 資安法第18條要求機關應訂定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機制，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2條亦規定有向當事人通知之義務，兩者規定雖不盡相同，惟各機關於訂定通報應變機制上，可將兩者通報應變程序進行整合，以簡化通報流程。 三、委外管理監督 資安法第9條要求機關負有對於委外廠商之監管義務，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8條亦訂有委託機關應對受託者為適當監督之規範。兩者規範監督之內容雖不同，惟均著重對於資料安全及隱私之保護，故各機關可從資料保護層面著手，訂定資安與個人資料保護共同之檢核項目，來進行委外廠商資格之檢視，並將資安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要求分別納入委外合約中。 四、資料盤點及文件保存 資安法施行細則第6條要求於建置安全維護計畫時，須先進行內部之資產盤點及分級，而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2條中，則要求機關須訂有使用記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之安全措施。故各機關於資產盤點時，可建立內部共同之資料盤點清單及資料管理措施，並增加資料使用軌跡紀錄，建置符合資安與個人資料之資產盤點及文件軌跡保存機制。 [1] 參水利法第12條。 [2] 參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7條。 [3] 軍事及情報機關依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軍事機關指國防部及其所屬機關（構）、部隊、學校；情報機關指國家情報工作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包含國家安全局、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國防部電訊發展室、國防部軍事安全總隊）及第2項規定之機關。另須注意依國家情報工作法第3條第2項規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移民署及法務部調查局等機關（構），於其主管之有關國家情報事項範圍內，視同情報機關。 [4] 羅正漢，〈臺灣資通安全管理法上路一個月，行政院資安處公布實施現況〉，iThome, 2019/02/15，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8789 （最後瀏覽日：2019/5/13）。 [5] 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之責任等級目前分為A、B、C、D、E等五級，各機關應依據其責任等級應從管理面、技術面及認知與訓練面向，辦理相應之事項。 [6] 資通系統之定義，依資通安全管理法第3條第1款之規定，指用以蒐集、控制、傳輸、儲存、流通、刪除資訊或對資訊為其他處理、使用或分享之系統。 [7] 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於知悉資通安全事件後，應於1小時內依規定進行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如為第一、二級資通安全事件，並應於知悉事件後72小時內完成損害控制或復原作業，第三、四級資通安全事件，則應於知悉事件後36小時內完成損害控制或復原作業。 [8] 〈國家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N-ISAC)〉，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https://www.nccst.nat.gov.tw/NISAC（最後瀏覽日：2019/5/14）。
英國發布出口軍用與軍民兩用技術定義與範圍之指南英國國際貿易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DIT）於2021年3月22日發布《出口軍用與軍民兩用技術定義與範圍之指南》（Exporting military or dual-use technology Guidance: definitions and scope），以協助使用者定義「技術」與「轉讓軍用或軍民兩用技術的法規範圍」。指南中說明，出口管制目的旨在防止出口技術及技轉可能導致開發或製造武器而危及國家安全，而非禁止合法貿易或知識傳播。任何管制技術的永久或暫時性出口或技轉（Technology transfer）均應取得出口許可證，包括展演、海外招標或投標、履約等行為。 首先在適用主體上，指南說明適用出口管制規範，為所有在英國國境內之人（不論國籍）和組織以及特定情況下的海外英國人，向外國人或海外地區為出口、技轉、或是使海外人員取得受管制技術之情況。 指南中所謂技術者，包含《英國戰略出口管制清單》（UK Strategic Export Control Lists）、《2008年出口管制命令》（The Export Control Order 2008）與歐盟理事會第428/2009號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No 428/2009）之內容。有些管制技術會以不同形式呈現，例如藍圖、計畫、模型、程式、指導手冊等，其呈現的形式亦屬管制範圍。此外，部分技術若與大規模破壞武器（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WMD）、武器貿易禁令（arms embargoes）以及未經授權的軍事出口有關者，亦可能屬於受管制之技術，因此定義上十分廣泛。因應科技和網路發展，出口和技轉亦會以不同方式呈現。指南中說明，技轉包含（1）以有形的物理文件或存載於媒體的方式技轉，例如隨身碟、硬碟、筆電或平板等；（2）以電子式等無形形式技轉，例如電子郵件傳送等。無論受管制技術之技轉是否加密，均需取得出口許可證。 針對前述定義之出口和技轉方式，指南中也例示技術移轉或出口的不同態樣，例如（1）電話會議及視訊會議；（2）電子郵件；（3）筆電、手機等可記憶之設備；（4）跨國公司內部傳送；（5）雲端儲存；（6）在國外下載使用管制技術；（7）員工在海外使用/存取內部網路；（8）第三方在海外使用/存取公司內部網路或雲端服務；（9）IT系統維護與測試。以上方式均應個別判斷是否需要申請出口許可證。此外，技術所有者應主導出口管制規範之法遵，故應了解客戶、供應商、分包商等第三方服務業者之詳細資訊，且於契約中明訂各方的出口管制責任及相關條款，並隨時確認接受者或第三方是否得自不同管道取得管制技術及相關訊息，並於可能出口和或技轉管制技術時，立即申請出口許可證。
美國德州東區地方法院對Ericsson v. Samsung案發布反禁訴令，禁止援引中國法院禁訴令干擾美國法院對SEP管轄權美國德州東區聯邦地方法院於2021年1月11日對Ericsson v. Samsung案發布反禁訴令（anti-anti-suit injunction），禁止三星援引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之禁訴令（anti-suit injunction），以強制執行愛立信4G及5G行動通訊技術領域的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SEPs）。 本案源於三星與愛立信更新全球專利交叉授權契約時，雙方對於SEP授權價格是否符合公平、合理、無歧視（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FRAND）未能達成協議。故2020年12月11日，愛立信在美國德州東區地方法院對三星提起訴訟並為通知，請求美國法院確認愛立信的SEP授權符合FRAND；三星則於12月7日，選擇向中國大陸武漢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對愛立信裁定發布禁訴令，禁止愛立信在全球其他國家的法院另行提起SEP訴訟救濟，直到12月25日中國法院核准禁訴令後才通知愛立信。愛立信旋即於12月28日向美國法院提出暫時禁令和反禁訴令（禁止中國禁訴令干擾），美國法院立即同意核發暫時禁令，並於2021年1月11日核發初步禁制令，明定在美國一審判決結束前三星須遵守以下要求：(1)三星在中國武漢法院民事訴訟中的行動，不得干擾美國德州東區地院的合法管轄權；(2)禁止三星援引中國武漢法院禁訴令，剝奪或限制愛立信及其子公司在美國實施專利訴訟權利；(3)三星透過不公平的經濟影響力，迫使愛立信需繳納違反中國法院禁訴令罰款，三星應賠償愛立信因此所受損害。 另外，美國德州東區地方法院認為，本案兩法院間處理的是不同的法律爭議。三星是要求中國武漢法院針對愛立信4G及5G的SEP訂定全球授權價格；愛立信則是請求美國德州東區地方法院確認，兩家公司間的授權協商行為是否遵守FRAND。故美國法院並非要求三星撤銷中國大陸禁訴令，更無意介入中國法院的民事訴訟程序並阻止審查專利糾紛。美國法院核發反禁訴令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美國法院對訴訟的適當管轄權，以確保中國及美國二法院都能對本案進行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