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加密法案隨潮流再起
緣起於2016年的加密法案（ENCRYPT Act），由於今年發生了臉書劍橋分析事件，以及歐盟GDPR的影響，本此法案再提的聲勢如浪潮襲來，不僅眾多議員附和，連企業（如：電子前線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都予以支持。
加密法案的主要內容係以兩方面進行加密應用之保護，
- 各州州政府不得授權或要求產品或服務的製造商、開發商、銷售商或供應商，（A）設計或更改產品或服務中的安全功能，以供其進行監視或允許其進行實體搜索；（B）使其有能力解密或便於理解加密應用後的內容。
- 各州州政府不得禁止加密或類似安全功能的產品或服務，進行製造、銷售或租賃、提供銷售或租賃, 或向公眾提供覆蓋的產品或服務。此外，法案亦針對相關服務或產品的定義作了明確的說明。
本法案的主要提案者美國眾議員Ted Lieu指出，與加密或資料存取相關的問題，皆應在聯邦政府的層級進行討論，而就其本身電腦科學的專業，指出在各州間保有不同的加密應用執法標準，對資安、消費者、創新，以及執法本身都是不利的，引此本法案的推動旨在強化州際商業和經濟安全，以及網路安全問題，希望能對加密應用議題作全國性的討論，而不會損害使用者在過程中的安全性。
從美國政府責任署建議國防部應改善其處理智慧財產的方式初探美國國防部之智財管理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2022年2月15日 根據美國政府責任署（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下稱GOA）於去（2021）年12月發布的報告指出，美國國防部（U.S. Department of Defense，下稱DOD）對智慧財產的管理能力不足，可能降低任務準備程度並導致維運軍武的成本飆升[1]。本文將簡介GOA報告的發現，聚焦於DOD的智財管理情況，藉此一窺美國國防部的智財管理模式。 壹、事件摘要 美國國會於2018年通過《國防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簡稱NDAA），裁示DOD建立智財取得及授權政策，DOD據此訂定其智財指令、規劃智財權責單位、人員及相關培訓機制，嗣後國會於2021年委請GAO檢視DOD之智財指令及其執行情況。 貳、重點說明 一、DOD的智財指令 DOD依據以下智財相關法規，設定其智財指令，如：使小型企業、大學和其他非營利組織可保留其發明之專利權的《拜杜法》（Bayh-Dole Act）[2]、授予無論規模大小所有聯邦締約方全部或部分由聯邦資金所獲得的專利權之12,591號行政命令[3]，以及要求DOD應訂定相關規範以解決和締約方間技術資料的相關權利之《國防採購改革法案》（Defense Procurement Reform Act）[4]等，並強調六項核心原則[5]： 1.將智慧財產權規劃整合到採購策略中，以考量對競爭力和可負擔性的長期影響。 2.確保採購專業人員具備履行公務所需的相關智財知識，以支援智財採購規劃期間內進行關鍵的跨職能協調。 3.對智財可交付成果和相關授權進行特別協商，相較標準授權能更有效地平衡DOD和產業界間的利益。 4.就預期智財和維運目標與產業界進行明確有效的溝通。 5.尊重和保護私部門和政府資助的智慧財產權。 6.政府必須確保締約方所交付之智財成果和有相應的授權。 二、GAO檢視DOD之智財指令執行結果 應國會要求，GAO對DOD的智財指令進行通盤檢視，並對智財權責單位、人員及負責培訓之機構展開調查，訪談相關人員指令的實際執行情況，其檢視結果如下： （一）DOD的智財指令不足以促進其取得智財的製程細節或處理資料權利之能力 DOD智財指令雖整合取得、授權智財的相關法規和指引等要求，並強調其核心原則，然該指令和DOD其它相關的內部指令仍未有更明確的內容可解決取得細部製程或處理資料權利的問題。DOD通常會為其新銳軍武器系統－包含電腦軟體、技術資料、用戶手冊等取得或註冊智財權，而DOD智財指令所指的技術資料，是包括任何科學或技術性質的記錄資訊，如：產品設計或維護資料和電腦軟體檔案（含：執行程式碼、開源碼、程式碼清單、設計細節、流程、流程圖等）；但常未同步取得用於運行和維護武器系統的智財，如：細部製程或技術資料等[6]，倘若未及早取得或獲得相關授權，可能影響軍武系統的操作和維護，從而影響武器的競爭力，並增加管理成本[7]。 實際上，GAO已接獲因技術資料取得問題而對任務有不良影響的報告：2021年7月F-35計劃因維修供應商取得的技術資料不足以滿足維護需求，使關鍵的引擎維修時間比預期的更久；2020年3月部分海軍艦艇計劃的維護作業也因缺乏技術資料出問題，而上述情況若在計畫前期就確認包含技術資料和細部製程等所需智財，並在採購過程中及早規劃取得，可因此節省後續衍生的數十億美元維護成本[8]。 （二）DOD尚未為智財人員訂定完善的策略、人員配置規劃和投注足夠的資源，以充分履行智財指令所規定的廣泛職責 根據GOA的調查與訪談相關人員，智財人員在以下情況都面臨不確定性： 1.資金和人員配置 DOD目前計劃在2023財會年度前，為智財主任及其在國防部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下稱OSD）的團隊提供五個職位的資金，但其中四個為臨時職位，這可能在招聘人才的過程中造成反效果，不利於未來的人員配置。 2.連結其他計劃專家支援不足之處 OSD的智財人員希望DOD中其他計畫的智財專家庫能提供支援，協助訂定智財策略並與承包商進行談判等事宜，但DOD尚未針對 OSD智財團隊將如何和其他專家合作提出具體作法。 3.專業知識 DOD的智財指令指出智財人員應該具備：採購、擬定契約、工程學、法律、後勤、財務分析以及估值等領域的專業知識，但受訪談的人員表示，該部門目前在智財權估值和財務分析這兩個關鍵領域仍有不足，仍須進行補強[9]。 （三）智財培訓涵蓋多項活動但未安排優先順序，且未具體確定哪些人員應該接受培訓 DOD的智財培訓由其設立的美國國防武獲大學（Defense Acquisition University，又譯為國防軍需大學，下稱 DAU）執行，該大學專為國防相關之政府人員、承包商提供採購、技術和後勤等專業培訓[10]。為改善智財培訓，DAU展開為5年期的智財策略計畫，計有60多項活動待執行，但該策略計劃缺乏重點，沒有排出活動的優先順序，也未具體提出DOD的哪些智財人員應該接受培訓[11]。 （四）DOD須致力發展追蹤已取得／授權智財之後續使用情況的能力 DOD目前的智財指令指示相關政府單位須管理智財相關的契約及智財文件，以避免在採購智財及其相關授權時重複採購，或隨時間流逝而喪失智財權，然而根據訪談結果，相關人員表示DOD採購極大量的智財或相關授權，但不具備追蹤各個智財獲授權使用情形的能力[12]。 三、GAO對DOD的建議 GAO彙整其檢視DOD智財指令執行情況的結果後，對DOD提出下列四個建議[13]，建議內容不外乎是指定與智財管理相關的重要項目須指定負責人，且該負責人須為對應智財相關單位的較高管理階層，確保待改善項目有監督與執行者。 （一）完善智財指南 採購及維護次長（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 and Sustainment）應確保DOD智財指南已闡明DOD人員將如何取得細部製程或技術資料。 （二）確保跨部門合作與資源連結 國防部長（The Secretary of Defense)應確保部長辦公室和各部門所需的合作、人員配置和資源，以連結各計畫智財相關專家、人員。 （三）確認智財活動優先順序 採購助理部長（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應確保智財主任（Director of the IP Cadre）與DAU主席合作，為DAU在2023年至2025年間主責與智財相關活動確定優先順序。 （四）確保智財培訓效益 採購助理部長（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Acquisition）應確保智財主任訂定補充指引，以協助部門負責人和採購職業管理主任（Director of Acquisition Career Management，DACM）確定國防部人員在關鍵專業領域接受之智財培訓和取得的證書能使其有最大的獲益。 參、事件評析 綜觀GAO的檢視結果，雖然DOD的智財管理仍有改善空間，但以足見美國聯邦政府對其智財管理之重視程度，不僅指示部會自行管理智財，更透過部會外的公正單位，從規範到組織實際執行情況進行通盤檢視；而部會內部對於智財管理的程度，已經從訂定和整合智財相關規範，進一步到落實在日常任務中，不只重視部會所需技術本身的智財取得或保護，更欲推進到策略計劃前期，將維護軍武相關的細部製程和技術資料等相關內容及權利也納入採購範圍，甚至為此盤點智財所需的專業能力、規劃培訓專門人員，以促進智財管理的量能，其對智財管理深化及重視的程度值得我國借鏡。 [1] GAO, Defense Acquisitions: DOD Should Take Additional Actions to Improve How It Approach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v. 30,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gao.gov/products/gao-22-104752 (last visited Feb. 7, 2022) [2]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Law Amendments Act of 1980 (Bayh-Dole Act), 35 U.S.C.§§ 200–211, 301–307. [3] President’s Memorandum to the Heads of the Executiv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Government Patent Policy (Feb. 18, 1983); Exec. Order No. 12,591, § 1(b)(4), 52 Fed. Reg. 13,414 (Apr. 10, 1987) [4] Defense Procurement Reform Act, 1984, Pub. L. No. 98-525, § 1201. [5] Supra note 1, 17-18. [6] Id., 7, footnote 21. [7] Id., 1. [8] Id., 1. [9] Id., 24-28. [10] DAU, About DAU, at https://www.dau.edu/about (last visited Feb., 7, 2022) [11] Id., 29-30. [12] Id., 32-33. [13] Id., 33-34.
瑞典首次針對ISP業者發出阻斷連線禁制令由於網際網路之普及造成違法侵權著作廣泛流通，迫使著作權利人將矛頭轉向ISP業者，請求法院對網路服務業者(以下簡稱：ISP)發出阻斷網路連線禁制令，使用戶無法接近侵權著作。 瑞典Svea法院（Patent- och marknadsöverdomstolen）於今年2月13日就一上訴案件中向ISP發出禁制令（föreläggande），推翻斯德哥爾摩地方法院（Stockholms tingsrätt）於前年11月27日之決定。成為瑞典法院第一次針對ISP業者發出阻斷網路連線禁制令之確定判決（Domen går inte att överklaga）。該案是由華納、新力、聯合音樂、北歐電影與瑞典電影中心聯合提起，請求法院命一瑞典ISP（Bredbandsbolaget）阻斷二個涉及著作權侵害之網站連結（The Pirate Bay, Swefilmer）。 本案原告於一審主張，被告ISP向其使用者提供網路連接到侵害著作權網站之行為，已構成侵害行為的參與（medverkar），據此請求法院發出禁制令以禁止被告繼續參與侵害行為。一審法院未採納原告請求，認為所謂參與必須是瑞典刑法客觀上對侵權行為人有幫助行為，而ISP單純提供其顧客網路連結到侵權網站並非參與侵權行為。惟上訴審Svea法院認為所謂著作權法上之參與侵權行為認定，需考量歐盟法（Infosoc-directivet）下之解釋。而依據歐盟法院現行實務認定，在歐盟資訊社會指令下（Infosocdirektivet 2001/29/EG），即使ISP只提供網路連結到侵權網站，仍得向ISP發出禁制令，非以刑法上對侵權行為人有幫助行為為要件。因此法院認定本案已具備發出禁制令之條件而推翻一審認定。 然而目前法院發出禁制令之作法仍存有諸多問題。其一，禁制令是否真得能夠達成使ISP用戶不接近違法內容之目的，其有效性仍待考驗。其二，法院禁制令是否需就阻斷措施為指定，或是可委由ISP自行決定，只要ISP能達成阻斷目的即可，目前此問題仍有爭論。
美國政府課責署重視NPE濫訴現象，並提出「patent monetization entities」概念近年專利蟑螂（Paten Troll）、非專利實施實體（Non-Practicing Entity, NPE）的興起，使得國際上智慧財產權的運用出現巨幅變化。美國政府、企業及學界皆認為專利蟑螂濫訴現象為亟待解決之課題，而相繼投入研究，並於近日陸續發表重要之研究報告。 繼今年（2012）8月，美國國會研究處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提出對抗專利蟑螂之研究報告後（“An Overview of the "Patent Trolls" Debate”）。隸屬國會的政府課責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 另譯審計總署）所資助的研究團隊，亦於杜克大學科技與法律評論（Duke Law & Technology Review）發表相關研究。研究團隊採取實證的研究方法，於2007年～2011年間，每年度隨機抽樣100家涉及專利訴訟的公司，總計抽樣500家公司。依據該項研究結果，去年（2011）由NPE所提起的專利訴訟，佔研究樣本的40%，相較於5年前的數據，成長幅度高達2倍。本項研究可歸納以下兩項要點： 1.專利訴訟主體的變化 由NPE為原告所提起的專利訴訟數量呈現極速成長；由企業為原告者則逐年下降；同為非專利實施實體之大學，其作為原告所提起之訴訟則未達1％。 2.訴訟並未進行實質審理 由NPE提起之訴訟，其目的在於獲取和解金或授權金，故絕大多數係申請作成即時判決（summary judgement），即當事人一致認為對重要事實不存在爭議，而向法官申請不為事實審理，僅就法律問題進行裁決。 就此，該研究團隊認為，NPE已成為專利制度，甚至係整體經濟之一環，故提出應以「patent monetization entities」取代過往NPE的稱呼，強調此類公司以專利授權或專利訴訟作為公司營利之來源，如此將更為貼切。
從中國大陸第四次專利修訂草案初評我國廠商專利布局建議從中國大陸第四次專利修訂草案初評我國廠商專利布局建議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法律研究員 方玟蓁 106年06月13日 壹、事件摘要 自2015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進入第四次修正(以下簡稱草案)，「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SIPO）也對外公布了送交國務院審議的修訂草案送審稿[1]。雖因部分條款極具爭議性，各方意見尚未底定，然而由其修法動機，能見其積極因應市場變化的迫切需求，且將該需求直接反應在專利法律制度上，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因我國企業於中國大陸市場經營的比例偏高，故產業之專利布局及其策略上，也需持續瞭解中國大陸相關修法趨勢。有鑒於此，本文嘗試以其草案之部分新增條文，提供我國廠商於中國大陸布局時的建議參考。 貳、專利權的強化保護： 一、草案明訂專利間接侵權的法律責任 由於專利侵權現象在群體侵權、重複侵權較為嚴重，中國大陸為積極防止該種專利權侵害的發生，對於明知有關產品係專門用於實施專利的原物料、中間物、零部件、設備，未經專利權人授權，為生產經營目的將該產品提供給他人實施了侵犯專利權的行為，應當與侵權人負連帶責任；或對於明知有關產品、方法屬於專利產品或者專利方法，未經專利權人授權，為生產經營目的誘導他人實施了侵犯該專利權的行為，應當與侵權人負連帶責任[2]。雖法條目前的適用性仍有爭議，但從其修法說明[3]的精神可推知，此修正係為加強當侵權行為發生時，相關人所應負的侵權連帶責任。 對於我國在中國大陸經營之上游(供應原物料或設備等)業者而言，因難以判定其提供之產品是否為專門用於實施專利之特定原物料、中間物、零部件或設備，因此，若為中國大陸經營之我國上游業者，可於提供產品(原料、設備等)給下游業者時，簽訂禁止利用所提供之該產品去實施侵犯專利權的行為。 同理，對於我國在中國大陸經營事業，委託代工來說，也應避免「誘導」代工業者實施侵犯專利權的行為，以維護自身的權利。 二、草案明訂網路服務提供者的法律責任 草案修訂之目的係為解決在快速的互聯網產業發展中，於涉及專利侵權時，若等待司法程序判斷，恐會導致難以估計的損害。當網路服務提供者知道或應當知道其所提供之網路被用於專利仿冒或侵害時，該網路服務提供者須立即採取刪除、屏蔽、斷開侵權產品連結等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再者，當專利權人、利害關係人舉證證明並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時，或專利行政部門認定侵犯或假冒專利並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時，網路服務提供者若未及時採取必要措施，對於損害的擴大部分須與該網路用戶負連帶責任[4]。 在行動通訊與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下，除了在實務上常見的，透過網路服務提供者的管道侵害著作權，使用者亦可能經由網路服務提供者的平台，公開販售未經授權的仿冒或侵害專利權之產品，進而再被傳輸、流通的風險也隨之攀升。 然而，關於專利侵害之認定，判斷者需具備足夠的專利法學知識與專利相關之技術背景，這對於網路服務提供者來說，要自行判斷網路使用者的行為是否侵權，實屬困難。因此，對於專利權侵害的事前預防，我國網路服務相關業者可採取事先通知的方式，例如在會員條款上增加嚴禁侵害專利權的規定、或當使用者上傳或下載時跳出「禁止使用或散播侵害專利權之行為」的視窗；再者，對於專利侵權的監控與處置，網路服務相關業者可提供第三人通報的聯絡窗口，並搭配接獲通報後的處理流程，例如暫時取下或暫時停權後通報相關單位等措施；上述建議ㄧ方面係為減少侵權行為的擴大，另一方面係有助於網路服務提供者，當其在實際監督使用者行為時，減少其需自行認定使用者是否侵權的責任。 三、草案明訂延長設計專利的權限及完善設計專利標的 草案修訂之目的係為完善設計專利之保護標的。此次擴大納入「局部」[5]設計專利，以及延長保護期間從10年改為15年[6]。草案的修訂可改善以往於我國提「部分」設計專利[7]保護時，於中國大陸仍只能提「全部」設計的問題；此外，我國目前的修法方向亦為延長設計專利的權限從12年改為15年[8]。企業將來布局規劃時，可同步參考我國及中國大陸在設計專利上的修法趨勢，有助於專利布局上的策略擬訂。 參、專利實運用的促進 一、草案引進「當然授權」(中國大陸用語為當然許可)制度 在英國、德國、法國、印度、巴西、泰國、俄羅斯均有專利當然授權制度的規定[9]，雖然草案尚未有相關施行細則，但其主要特徵[10]如下： 專利權人事先以書面方式，向專利行政部門聲明其願意授權任何人實施其專利，經專利行政部門審查通過後公告實行授權；任何人意欲實施該當然授權之專利，應以書面方式通知專利權人，並支付授權費。 專利權人不得授予專屬授權、獨家授權[11]，僅得授予非專屬授權。因當然授權之立意在於可增進專利權之技術實施流通，此規定是欲避免專屬授權或獨家授權與當然授權之立意產生矛盾。 專利權人有權撤回已經公告的當然授權，同樣以書面方式向專利行政部門聲明，但撤回不具有溯及力，不影響先給予的當然授權效力。 我國現行專利法雖有關於強制授權的規定，但該強制授權之主要目的在於避免國家遭受緊急危難時受專利權之限制，例如在重大傳染性疾病期間，可能會強制相關的醫藥、醫材專利授權(專利法第87條[12])，而我國強制授權尚有實際運用於一般民間之企業競爭，其結果備受爭議的情況(飛利浦與國碩之強制授權案[13])。至於民間自願授權的部分仍屬申請人自行媒合技術，並個別簽訂授權合約，並無當然授權之相關規定及概念，使得專利權技術推廣的範圍受到限制。 草案所引進之「當然授權」制度，對於持有中國大陸專利權但難於尋找授權對象的企業而言，將多一種授權選擇方式。當然授權制度可減少搜尋、聯繫、簽訂合約的來回延宕，增加其專利授權之成功率，達到立即發揮專利在產業利用上的價值，亦有利於持有中國大陸專利權的企業發掘潛在需求市場而搶占先機。再者，對於欲在中國大陸實施專利技術的企業來說，亦可減少斡旋的時間，僅需依法定流程支付權利金後，即能實施當然授權的技術，進而有效率地將技術商品化並提早獲利。 二、草案明訂隱瞞標準必要專利的默許授權 標準制訂組織對於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EP)的授權，分為有償、無償，其最重要的精神在於公平、合理且非歧視性(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簡稱FRAND)。當企業在參與標準制訂時，若選擇以FRAND授權，則係指標準必要專利擁有者，其具有「意願」[14]授權標準使用者使用該技術。因此，草案修訂之目的除具體體現FRAND精神，更進一步規範參與國家標準制定者，若未揭露其擁有之標準必要專利，則視為其同意授權其他標準使用者使用該技術[15]，換言之，其企圖透過強制授權之法律效果，降低標準必要專利擁有者，利用隱瞞其標準必要專利之方式參與標準訂定，而於競爭中獲得不當之壟斷地位。 對於我國通訊相關業者而言，其在中國大陸經營時，通常為符合當地通訊規格，均避免不了去使用到標準必要專利技術，因此，草案的擬定方向，將有助於降低惡意隱瞞之標準必要專利的比例。換言之，若草案通過後，當我國通訊相關業者在中國大陸經營時，遭遇到標準必要專利的專利權人，以隱瞞其為標準必要專利的方式，進而提出不合理的授權金或拒絕授權時，我國企業將有機會於中國大陸依法請求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裁決，以保障自身的權利。 三、草案明訂職務發明的範疇 從草案將原條文中屬職務發明的「主要是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移除，看似為擴大實際從事發明之受雇人權利，然而於中國大陸《職務發明條例草案》[16]中關於職務發明的認定仍包含「主要利用本單位的資金、設備、零部件、原材料、繁殖材料或者不對外公開的技術資料等物質技術條件完成的發明，但是約定返還資金或者支付使用費，或者僅在完成後利用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驗證或者測試的除外」[17]；因此，目前中國大陸於職務發明的範疇認定上仍容有疑義，但若比較兩者的修法精神，或可推知其共通的部分，即關於專利權人的認定上主要仍依合約約定為主[18]。 對於我國在中國大陸經營的企業而言，因現階段關於職務發明的範疇仍於修法階段，我國企業除了需持續關切中國大陸有關職務發明認定的修法動向外，尚可先於合約上，針對「主要是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作明確、合理的界定和權利歸屬約定，並於合約約定當受雇人從事非職務發明時的告知義務[19]，以減少關於專利申請權、專利權所有人的爭議問題。 肆、專利執法的效率提升及透明化 一、草案明訂增設設區的市級及法律授權的縣級專利行政部門 草案增設專利行政部門係為加強專利行政部門對於故意侵害專利權行為之調查權力，且增加專利行政部門之專利侵權取締、專利市場監督、專利訊息大眾化之職權。其中部門除原省級外，另增設區的市級及法律授權的縣級專利行政部門[20]，以達積極掃蕩仿冒與侵害專利權行為之目的。 草案修訂的方向試圖協助專利權人維權，持有中國大陸專利權的我國企業也可更積極保護自身權利免於被仿冒或侵害機率，同理，我國企業於中國大陸經營時，也應極力避免對於他人專利權的侵害。 二、草案明訂全國信用訊息平台 由於專利權具有無形性，以及侵權行為具有隱蔽性的特點，導致專利維權舉證難、週期長、成本高、賠償低、效果差[21]；因此，草案修訂係透過專利行政部門建立的專利權保護信用訊息檔案，以納入全國信用訊息共享交換平台[22]，進而杜絕侵權行為人重複侵害專利權。該全國信用訊息共享交換平台係用於將各企業之行為訊息登錄其中，以此公開揭露各企業之專利侵權之相關信用，以增加各企業對於預防專利侵權之積極性。 我國企業未來可透過該信用平台，輔助其於選擇對象上(如選擇供應商或客戶)的判斷。此外，為避免侵害他人權利，從開始研發、申請專利、取得專利權、具體實施的過程中，企業都應持續確認有關專利權利的合法性、有效性，以及是否有涉及他人專利保護範圍的可能性，倘因誤觸他人權利範圍而被公開不良記錄，恐將減損企業之商譽。 伍、總結 由此次中國大陸專利法修正草案的方向可推知，其係為預防侵權、加強取締專利侵權的執行力，並提升專利權的授權實施率。倘若草案通過，則我國在中國大陸市場經營的企業將首當其衝，故企業需密切追蹤中國大陸專利法法令的修正趨勢，以擬定相應的專利布局策略。 對於我國在中國大陸經營的上游原料或設備供應業者、委託代工業者、代工業者、網路服務相關業者、及通訊相關業者而言，草案皆有與其相對應的修法趨勢，可參考本文依據草案修訂之各部分所提供對於我國企業之建議。 有鑒於此，建議我國企業應盡早落實智財教育訓練、權利歸屬約定、完善內部智財管理制度、極力減少於源頭端的侵權情事等，以利於專利制度與企業運作的正向循環，進而提升我國企業於中國大陸發展之競爭力。 [1]《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可參見http://www.sipo.gov.cn/ztzl/ywzt/zlfjqssxzdscxg/xylzlfxg/201512/t20151202_1211994.html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2]《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62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知識產權局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的說明> ，http://www.sipo.gov.cn/ztzl/ywzt/zlfjqssxzdscxg/xylzlfxg/201512/t20151202_1211994.html (最後瀏覽日：2017/6/13)。 [4]《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63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 [5]《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2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 [6]《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42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 [7]智慧財產局，<何謂部分設計？>，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04152&ctNode=7633&mp=1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8]智慧財產局，< 106年度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自6月28日起舉辦，歡迎各界踴躍報名>，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24733&ctNode=7127&mp=1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9]張洋，《我國專利當然授權制度的適用性及完善》，《知識產權》，第6期，頁120(2016)，可參見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qikan&Gid=1510164167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我國引入專利當然許可制度的必要性>，http://www.sipo.gov.cn/zlssbgs/zlyj/201703/t20170331_1309183.html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11]智慧財產局，<何謂專屬授權？何謂非專屬授權？何謂獨家授權？>，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04364&ctNode=7633&mp=1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12]我國專利法第87條：「為因應國家緊急危難或其他重大緊急情況，專利專責機關應依緊急命令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通知，強制授權所需專利權，並儘速通知專利權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而有強制授權之必要者，專利專責機關得依申請強制授權： (一)增進公益之非營利實施。 (二)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之實施，將不可避免侵害在前之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且較該在前之發明或新型專利權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改良。 (三)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事，經法院判決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 就半導體技術專利申請強制授權者，以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三款之情事者為限。 專利權經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申請強制授權者，以申請人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不能協議授權者為限。 專利權經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申請強制授權者，其專利權人得提出合理條件，請求就申請人之專利權強制授權」。 [13]智慧財產局，<智慧局作成廢止國碩公司特許實施飛利浦公司5項CD-R專利權之處分>，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316777&ctNode=7123&mp=1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14]姚玉鳳，《標準必要專利的產生流程及實踐中的若干問題》，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頁164-166(2016)，可參見http://www.infocomm-journal.com/dxkx/CN/article/openArticlePDFabs.jsp?id=157479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15]《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85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 [16]《職務發明條例草案(送審稿)》，(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4.2)，可參見http://www.sipo.gov.cn/ztzl/ywzt/zwfmtlzl/tlcayj/201504/P020150413381965255411.pdf (最後瀏覽日：2017/6/13)。 [17]《職務發明條例草案(送審稿)》，第7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4.2)。 [18]《職務發明條例草案(送審稿)》，第9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4.2)。 [19]《職務發明條例草案(送審稿)》，第10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4.2)。 [20]《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3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 [2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知識產權局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的說明> ，http://www.sipo.gov.cn/ztzl/ywzt/zlfjqssxzdscxg/xylzlfxg/201512/t20151202_1211994.html (最後瀏覽日：2017/6/13)。 [2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訊息服務平台試驗系統>，http://www.sipo.gov.cn/wxfw/zlwxxxggfw/hlwzljsxt/hlwzljsxtsyzn/201406/t20140624_970340.html (最後瀏覽日：2017/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