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2021年經濟政策」
韓國財政經濟部（Ministry of Economy and Finance）於2020年12月17日發布「2021年經濟政策」（2021 Economic Policies）。2021年經濟政策中包含兩大重點，分別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影響下的不確定性，盡快恢復經濟成長動能，以及推動產業創新與結構轉型，以培植未來的經濟成長動力。政策文件中指出，儘管2020年經濟成長率因疫情影響而表現低迷，但仍期許2021年經濟能夠盡快好轉，改善投資、出口與國內就業。
針對如何盡快恢復經濟成長動能議題，政策文件指出首先應處理因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除了維持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總體需求外，在經濟成長與疫情防治間應取得平衡並加強風險管理；其次為透過租稅減免促進消費、擴大投資額度與提供出口融資，以及提供資金以扶植中小企業、提供優惠貸款協助大型企業度過疫情難關、鬆綁法規以發展地方經濟等一連串措施，來達到恢復經濟成長動能的目標。
而在推動產業創新與結構轉型上，將持續投資於5G應用與6G技術的發展上，推動數位經濟與數位政府系統建構，具體措施包含減免投資5G應用貸款稅率2%、籌集投資數位新政基金、完善智慧醫療應用等。此外在扶植新創政策上，則包含建立新興科技實驗場域（K-test bed），以政府採購扶植新興科技、提供商機以及協助銜接海外市場，修正創投法規開放附認股權憑證之低利貸款以引進矽谷創投資金，以及排除可轉換可贖回之債務認定以降低政府研發補助申請門檻等，以有效扶植創新能量成為未來的經濟成長動力。
本文為「經濟部產業技術司科技專案成果」
范晏儒
專案經理 編譯整理
新加坡擴大適用中小企業數位化政策以因應COVID-19疫情，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tp=1&i=180&d=8473&no=64 （最後瀏覽日：2020/12/08）。
或許因為一般人對於文創就是有品味不俗的印象，因此許多東西都掛上「文創」，像是文創的蛋糕、肥皂、餐廳，甚至是文創夜市。以致於從文創法立法施行以來，什麼是文創、文創事業、文創產業的爭議從無間斷。每一陣子就有中央與地方、立委與主管機關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是不是過度向營利與娛樂傾斜、誰可以進駐文創園區的問題爭執不下。根據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定義，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產業。該法除了例示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等十五項產業別外，同時加上可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納入特定產業。既然文創法已經定義並列出文創產業，為何需要再賦予中央主管機關可指定的彈性？ 其實我國目前與文化相關的法規主要有「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前二者的重點在於文化藝術的保存和發展，至於文創法則很明顯的不同於前二者，其主要區別在於發展「產業」。文化當然是它必要元素，但文化的保存與發展應由前二者來承擔，文創法並非不必考量文化發展，因為文化是它的基石，但它的立法初衷並非發揚、促進文化，而是透過文化的創意運用產生獲利，透過營收挹注提供再次文化創造的正向循環。觀諸我國於108年6月5日公布、揭示文化政策最高指導原則的文化基本法，該法第15條明定──「國家應促進文化經濟之振興，致力「以文化厚實經濟發展」之基礎…」，其實已忠實反映政府的文化經濟推動理念，映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目的是運用文化創造經濟效益。不論是產業的文化化與文化的產業化，所有產業只要能運用文化創意創造或提升價值，就是它的標的。因此，文化創意產業在既有文化、又是產業，廣泛跨界且有無限可能的情況下，必須在適用對象上保有政策扶植的彈性。 既然文創法的立法目的在於透過文化的創意運用產生獲利，則文創法所要扶植的對象、標的，就是有以文創產品或服務獲利潛力的相關事業，它的宗旨「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標的是有獲利潛力的文創產品或服務，對象是相關生產提供的事業。那什麼是生產提供文創產品或服務的文創產業？從文創產業的字面意義，可知道它必須有文化、創意、產業三個元素，但它是文化產業、創意產業、文化與創意產業，亦或是文化創意產業？這三個元素是交集、還是聯集？這個問題，有人從本質或其他國家的定義來討論，但文創產業的定義，涉及的並非只是是否符合社會認知、邏輯性、合理性，而是政府的產業扶助資源的分配對象，它決定了誰「有機會」獲得政府的獎補助、甚至租稅優惠（當然資源有限，即使已認定是文創事業，也不是不一定就會有，申請資格要件本即可再做限制）。 那麼什麼是文化創意產業，答案就呼之欲出了。不管是產業文化化或文化產業化，不論是蛋糕、肥皂、餐廳，甚至是夜市，只要其產品或服務係能運用文化元素來創造或提昇附加價值，它就是屬於文化創意產業。或者我們應該更精確的說，並沒有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政府要推動、發展的是文創經濟而非特定產業。所以對文創產業的定義與範圍界定應該是原則性、建立認定要件、盡可能開放彈性的，而非採取逐一條列的形式且可配合政策需求涵括其支援或相關連的產業。所以，是否不應什麼東西都可以掛上「文創」、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不應向營利與娛樂傾斜、不應有「其他」經指定文創產業、創意生活不應是文創產業？在下定論之前，我們應該要思考的並非是否符合文創產業定義這種形式上的爭論，而是我們為什麼要發展文創產業？發展什麼文創產業？
論美國公務機關就一般公務機密核密狀態爭議之處理論美國公務機關就一般公務機密核密狀態爭議之處理 科技法律研究所 2013年07月16日 壹、前言 對於公務機密是否具機密核定適當性的問題，從近來公務機關內部所爆發的許多爭議案件中，已經逐漸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所謂公務機密，一般來說係包含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有關於國家機密的核定權責機關、核解密方式，抑或是國家機密維護等事宜，主要係規範在國家機密保護法內；至於攸關一般公務機密的所有事宜，則主要是由行政院祕書處所頒布的文書處理手冊來作規範。 觀察國家機密保護法與文書處理手冊就機密核定狀態爭議的處理，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實際狀況適時註銷、解除機密或變更機密等級，並通知有關機關。其乃賦予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對於國家機密的機密核定或機密等級是否適當之問題，有主動行使機密狀態註銷、解除或變更的權限。然而，針對一般公務機密機密核定是否適當與其爭議處理，文書處理手冊並未為相關的機制設計，因此也引發一般公務機密的核定機關，當其認為機密核定有不適當之情形時，無相關管道可針對此項爭議提出異議。 是以，本文欲從美國公務機關解決公務機密狀態爭議（包含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的機制出發，來觀察我國未來針對一般公務機密狀態爭議的機制建立，所必須著重與思考的面向，以作為未來主管機關增修相關法規範的參考。 貳、美國公務機關如何解決公務機密核密狀態之爭議 一、行政命令第13526號（Executive Order 13526） 為了在政府資訊公開與國家資訊保護兩者間界定完善的平衡點，美國歐巴馬政府於 2009 年頒布第 13526 號行政命令（ 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1]，該行政命令主要係規範涉及公務機密（包含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之密等核定、機密維護與機密解密或降密等事宜。本號行政命令可視為是美國聯邦政府機關在其職責內涉及公務機密之公務資訊，如何就前述資訊建立其內部公務機密管理機制的範本。 在本號行政命令第一部分，主要針對機密分類規範（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2]、機密分類層級（ Classification Levels ）[3]、機密分類權限（ Classification Authority ）[4]、機密分類種類（ Classification Categories ）[5]、機密存續期間（ Duration of Classification ）[6]、機密識別與標示（ Identification and Markings ）[7]、機密分類禁止與限制（ Classification Prohibitions and Limitations ）[8]、機密分類爭議（ Classification Challenges ）[9]，以及基本分類指導複查等事項（ Fundamental Classification Guidance Review ）[10]，來提供聯邦政府機關制定內部規範的基準。其中，在機密分類爭議部分，若經授權持有公務機密之人善意且相信該機密的分類狀態（ status ）屬不適當時，其可依循所屬聯邦政府機關內部程序來就該機密的分類狀態提出異議 [11]。有關於該程序的建立，各聯邦政府機關首長或資深機關職員必須就該程序確保（ 1 ）該提出機密分類異議之人（包含經授權持有機密之機關內外部人員）不會因該異議的提出而遭受報復；（ 2 ）提供公正之官方人員或專門審查小組就機密分類異議有複查機會；（ 3 ）該提出機密分類異議之人若不滿聯邦政府機關內部所為之決定時，可向跨機關安全分類事務上訴委員會（ Interagency Security Classification Appeals Panel, ISCAP ）提出上訴。然，若公文因不揭露協議（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NDA ）而需作發佈前審查（ prepublication review ）或依其他行政程序而需先行提出時，則不適用本項之規定。 在第二部分，係規範使用派生機密分類（ Use of Derivative Classification ）[12]的情形與要求各聯邦政府機關需就該派生機密的使用制定指導手冊（ Classification Guides ） [13]；在第三部分，主要規範解密的權責機關（ Authority of Declassification ）[14]、被移轉機密紀錄（ Transferred Records ）[15]、機密自動解密（ Automatic Declassification ）[16]、機密系統性解密複查（ Systematic Declassification Review ）[17]、機密強制性解密複查（ Mandatory Declassification Review ）[18]、處理機密請求與複查（ Processing Requests and Reviews ）[19]與建立國家資訊解密中心（ National Declassification Center ）[20]等事項。 在第四部分中，則規範一般使用限制（ General Restrictions on Access ）[21]、機密散佈控管（ Distribution Controls ）[22]、特殊使用程序（ Special Access Programs ）[23]，以及針對過去有使用機密紀錄之研究者與某些前政府人員使用資訊（ Access by Historic Researchers and Certain Former Government Personnel ）[24]的情形。在第五部分，其謂資訊安全監督辦公室主任（ The Director of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Oversight Office ），在檔案保管員（ Archivist ）的指示且諮詢國家安全顧問（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後，應發佈可落實本行政命令且拘束各聯邦政府機關的指令[25]。同時，也針對資訊安全監督辦公室與 ISCAP 的設立、權責、功能、規則與程序作逐一說明[26]。此外，亦對各聯邦政府機關首長就其機關內部所建立之機密分類機制所應負的責任與若違法時所應遭受的裁罰另作完整規範[27]。 最後，在第六部分，係針對名詞定義[28]、一般事項[29]、有效日期[30]與發佈[31]等行政事宜作完整說明。 二、美國國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公務機密管理機制 （一）美國國防部公務機密管理機制介紹 為遵循美國行政命令第 13526 號，美國國防部對於其業內公務機密（包含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亦建立自身公務機密管理機制來防止該資訊受到外國或恐怖分子的刺探或取得。美國國防部公務機密管理機制主要分成六個部分[32]，第一部分為參照（ References ）；第二部分為責任（ Responsibilities ）；第三部分為資訊安全工作概觀（ DoD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gram Overview ）；第四部分為分類資訊（ Classifying Information ），其就機密分類政策、機密分類等級、機密最初分類與派生分類的規定與流程、機密分類期限與機密分類爭議等事項作敘明；第五部分為解密與分類變更（ Declassification and Changes in Classification ），其涉及機密解密程序、機密自動解密、機密強制解密複查、機密解密系統性複查等其他攸關解密或變更機密等事宜；最後，第六部分為安全分類指導（ Security Classification Guides ），其內容乃就前述涉及安全分類內容、資料編輯考量、安全分類複查、安全分類取消或安全分類變更報告等程序或細部事項提供內部權責人員在處理相關事務時的參考。 （二）美國國防部就涉及機密分類爭議的處理方式 如前所述，美國國防部公務機密管理機制第四部分針對機密分類爭議設有明確的處理原則與程序，在分類爭議處理原則中[33]，假若機密持有人有足夠理由相信其持有機密的分類是不適宜或不必要時，該持有人應該就此確信向資訊安全管理者或最初分類權責機關（ Original Classified Authority, OCA ）提出任何必要矯正建議。前述矯正建議可藉由非正式（ informal ）或正式（ formal ）方式提出。以正式提出而言，機密持有人應聯絡原始文件或資料分類者（ the classifier of the source document or material ）來解決機密分類的爭議；同時，其必須就該爭議機密提出足夠描述來容許原分類者盡合理努力來發現是否有不合宜或不適當的機密分類情況，且應提出理由來說明為何他（她）相信該機密是被不合宜或不適當分類的依據。此外，本規範亦要求美國國防部內部主事者（ Heads ）應確保對提出機密分類狀態質疑或就機密分類爭議以正式方式提出之任何人，不得對其行使報復行為或採取類似行動；同時，就受質疑的機密應確保其保密狀態且亦受到保護，除非且直到原核定人員已經作出解密之決定。然而，有關於可受機密分類爭議的客體，將不會擴及因同意不揭露協議而需受發佈前審查或依其他行政程序而需先行提出的資訊。 至於處理機密分類爭議的程序[34]，美國國防部內部主事者應就分類爭議建立完善的處理程序，該程序需就以正式方式提出機密分類質疑的處理情形、追縱情況與記錄均建構完整的流程（其中包含就持有機密者因不滿決定所提出的上訴程序）；同時，就機密分類爭議的審查，也必須賦予公正的官方人員或委員會就該爭議機密有再次複查的機會。有關於處理流程，審查機密分類爭議的權責人員必須於收受案件後 60 日內以書面方式回覆處理情形，假若未於 60 日內作出完整回覆，則美國國防部應轉而接受處理該機密分類爭議並提供預期的回應日期。前述美國國防部收受確認回覆之聲明，應包含假若對機密分類提出質疑之人於提出後 120 日內未收到任何回應，則該質疑者有權將該案件轉交 ISCAP 。此外，當美國國防部於收受上訴申請後 90 日內未對上訴進行回應時，則該質疑者也可將該爭議案件轉交 ISCAP 來作裁處。 三、美國國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公務機密管理機制 （一）美國國防部公務機密管理機制介紹 為了落實第 13526 號行政命令，美國國土安全部就其業內公務機密（包含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對於機密分類機制的履行、管理與監督亦建制自身的公務機密管理規範。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務機密管理機制主要區分為六章[35]，第一章為制定目的（ Purpose ）；第二章為適用範圍（ Scope ）；第三章為制定權限授與（ Authority ）；第四章為名詞定義（ Definitions ）；第五章為掌管公務機密安全之權責機關責任（ Responsibilities ）；第六章為公務機密安全的政策與流程（ Policy & Procedures ）。在第六章中，其規範內容包含最初分類、派生分類、機密分類考量（其中亦涉及機密分類爭議處理程序）、機密解密、機密解密之強制複查、資訊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與隱私法（ Privacy Act ）之法規要求、機密解密之系統性複查、機密分類降級與升級事項等事項。 （二）美國國土安全部就涉及機密分類爭議的處理方式 對於美國國土安全部機密分類爭議處理[36]，假若經授權之機密持有者善意相信其所持有的機密分類狀態係屬不適當時，其可對該機密分類狀態提出質疑。該機密分類爭議應該向機密核定者（ the classifier of the information ）提出，當有必要性時，對於機密分類狀態有質疑者可以透過美國國土安全部安全工作室（ the DHS Office of Security ）來就相關程序尋求協助與 / 或以匿名的方式來進行機密分類爭議流程。 至於機密分類爭議的提出方式，美國國土安全部公務機密管理機制將其區分為正式提出與非正式提出而異其流程。先以正式提出而論，對於機密分類狀態有疑問者，應先以書面方式向該機密的最初分類權責機關提出機密分類爭議，且此程序相互往來之書面文件應保持在不核密（ unclassified ）的狀態。然而，假若該機密分類爭議案件包含其他經核密的資訊時，則該爭議案件應該為保密標示且作任何必要的保護措施[37]。 有關於書面撰寫內容，對機密分類狀態有質疑者應對爭議機密有足夠的描述，且僅可包含為何該機密被核密或為何該機密被核定為某等級機密的問題[38]。同時，對機密分類質疑者不得就其提出行為進行任何類型的報復，且美國國土安全部安全工作室亦可要求該爭議程序需以匿名的方式來進行處理。若以匿名方式進行時，美國國土安全部安全工作室必須對機密分類質疑者承諾其匿名性，並作為該質疑者在相關爭議案件程序的代理人（ agent ）[39]。 當爭議機密的最初分類權責機關在收受該爭議案件後，其應於 60 日內以書面方式對該機密分類質疑者作出是否仍維持該機密核密狀態或進行解密程序的決定[40]。若機密分類質疑者不滿最初分類權責機關之決定時，其可就該決定上訴至 ISCAP[41]。有必要時，美國國土安全部安全工作室就上訴程序需提供機密分類質疑者各式相關的協助[42]。至於爭議機密的狀態，在最初分類權責機關作出最後決定前，應該確保該機密在爭議案件程序中仍然維持其核密狀態並提供其最高程度的保護[43]。 相反的，以非正式提出而言，經授權之機密持有者可直接聯繫該機密的最初分類權責機關來獲得質疑內容的所有澄清[44]。假若該爭議機密已經由非正式提出方式獲得分類狀態的解決時，該機密分類質疑者應確保作出分類狀態改變之機關係有權責來作出此項決定，且應確保變更過程中的各式相關紀錄（包含機關人員姓名、職位、服務機關、日期）有影印之副本存[45]。茲以下表來比較美國國防部與美國國土安全部所建立之公務機密狀態爭議處理機制。 參、代結論 考量美國公務機關針對公務機密（包含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狀態爭議設有完整的處理程序，來供公務機密持有者當就手邊的公務機密狀態有所質疑時可提出異議。由於該處理機制對涉及國家機密或一般公務機密狀態爭議有一體適用的特性，也因此讓人思考是否在機制設計上有偏重國家機密，而在以相同機制處理一般公務機密的面向上，存有處理方式失衡的可能性。為了避免發生如同美國公務機關，以相同機制處理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所致生的權重失衡問題，未來我國公務機關在設計一般公務機密爭議處理程序時，除應考慮一般公務機密與國家機密有本質與特性的差異外，也須考量現行我國行政機關處理一般公務機密的實際運作環境，來制定出切合行政機關需求的一般公務機密爭議處理機制。 然而，相較於美國公務機關對於公務機密狀態爭議訂有完整的處理方式，作為我國一般公務機密處理準則的文書處理手冊，僅要求對於納入檔案管理之機密文書，若有變更機密或解密者，應即按規定辦理變更或解密手續[46]，但對於何人可提出解除機密或機密變更的聲請、提出解除機密或機密變更的方式、一般公務機密原核定機關對於解除機密或機密變更的處理期限、提出一般公務機密狀態是否適當之質疑者的人身或職位安全保障，抑或是對原核定機關解除機密或機密變更之決定有不服者如何提出複查之聲請，均未有完整的規範。 由於文書處理手冊的規範，現行我國公務機關就一般公務資訊或有可能發生不當核密（或解密）的情況，其緣由可能因核定人員為防止不確定是否為機密之公務資訊有外洩之虞，抑或是因機關內部缺乏合適的諮詢單位，而導致核定人員誤將非機密之公務資訊以機密文書方式處理。因而，如何在一般公務機密核密狀態遭受質疑時，能提供原核定機關或持有一般公務機密者有適當管道或機制來作相應處理，乃是我國公務機關遲早必須面對的議題。 [1] The White House （ 2013 ） ‧ Exec. Order No. 13526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executive-order-classified-national-security-information (last accessed July. 16, 2013) [2]id . Sec. 1.1. [3]id . Sec. 1.2. [4]id . Sec. 1.3. [5]id . Sec. 1.4. [6]id . Sec. 1.5. [7]id . Sec. 1.6. [8]id . Sec. 1.7. [9]id . Sec. 1.8. [10]id . Sec. 1.9. [11] id. Sec. 1.8(a). [12]id. Sec. 2.1. [13]id. Sec. 2.2. [14]id. Sec. 3.1. [15]id. Sec. 3.2. [16]id. Sec. 3.3. [17]id. Sec. 3.4. [18]id. Sec. 3.5. [19]id. Sec. 3.6. [20]id. Sec. 3.7. [22]id. Sec. 4.1. [22]id. Sec. 4.2. [23]id. Sec. 4.3. [24]id. Sec. 4.4. [25]id. Sec. 5.1(a). [26]id. Sec. 5.2 & 5.3. [27]id. Sec. 5.4 & 5.5. [28]id. Sec. 6.1. [29]id. Sec. 6.2. [30]id. Sec. 6.3. [31]id. Sec. 6.4. [32]Department of Defense ‧ DoD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gram: Overview, Classification, and Declassification ‧ Retrieved from http://www.dtic.mil/whs/directives/corres/pdf/520001_vol1.pdf (last accessed July. 16, 2013) [33]id. Sec. 22(a). [34]id. Sec. 22(b). [35]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Management Directive System ‧ Protection of Classification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 Retrieved from http://www.fas.org/sgp/othergov/dhs/md11044.pdf (last accessed July. 16, 2013) [36]id. Chapter IV, E, 3. [37]id . at 3(a)(1). [38]id. [39]id . at 3(a)(2). [40]id . at 3(a)(3). [41]id . at 3(a)(4). [42]id . [43]id . at 3(a)(5). [44]id . at 3(b). [45]id . [46]文書處理手冊第 71 點。
美國聯邦法院有關Defend Trade Secrets Act的晚近見解與趨勢美國聯邦法院有關Defend Trade Secrets Act的晚近見解與趨勢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法律研究員 陳彥嘉 107年02月05日 壹、前言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1]（下稱「DTSA」）是美國近年營業秘密相關法律的重要里程碑[2]。對可能涉入美國聯邦法院（下稱「聯邦法院」）DTSA訴訟的臺灣企業而言，聯邦法院晚近有關DTSA下述議題的見解與趨勢，值得關注：（1）DTSA是否取代既有法下關於營業秘密的民事救濟與保護規範？（2）提起DTSA訴訟時應注意何「訴答標準」（pleading standard）？（3）聯邦法院會否輕易依單方聲請核發扣押令（下稱「單方扣押令」（ex parte seizure order））？及（4）DTSA是否適用於發生在DTSA生效前的不法行為。以下依序評析前揭議題，並於文末綜結前述見解與趨勢之啟示。 貳、DTSA沒有完全取代既有規範，聯邦法院審理時仍可能會參酌既有規範與過往判決見解 DTSA明言，其未凌駕或取代其他聯邦法、州法有關營業秘密的民事救濟與保護規範[3]。DTSA立法前，美國有關營業秘密的民事救濟與保護規範，傳統上多仰賴各州州法[4]。DTSA賦予聯邦法院對於依DTSA提起的民事訴訟享有管轄權[5]，也開啟營業秘密所有人於營業秘密遭受不法竊用時，得在聯邦法院訴請民事救濟之可能[6]。此猶如在既有救濟途徑外，提供多一層保護與併行的救濟途徑[7]。 有見解指出，聯邦法院在審理DTSA訴訟、詮釋DTSA或分析個案上，多參酌DTSA立法前的州法與判決見解[8]。相關判決顯示，聯邦法院審理DTSA案件時，有參酌、援引、比較在地州法與DTSA，及過往判決見解的傾向[9]。由此可知，DTSA立法前的營業秘密既有規範與過往判決見解，在聯邦法院實務上仍具參考價值與影響力。 參、提起DTSA訴訟時應注意合理性訴答標準 於聯邦法院提起DTSA訴訟時，原告訴狀記載應滿足「合理性」（plausibility）訴答標準[10]，否則有遭聯邦法院駁回之虞[11]。挑戰原告之訴不符合理性訴答標準，聲請法院駁回原告之訴[12]，也成為被告的反擊策略之一[13]。 DTSA雖提供得於聯邦法院訴請民事救濟之途徑[14]，但不代表聯邦法院便放寬受理、廣收訴案[15]。在聯邦法院起訴DTSA案件時，原告訴狀需載陳法院管轄權、原告（有權獲得救濟）之請求，與請求的救濟[16]。原告之請求與訴狀所陳，應達到「合理」（plausible）程度[17]。原告在聯邦法院提起DTSA訴訟時，應將起訴相關事實（例如，法院管轄權[18]、DTSA規定要件[19]等等），充足陳述於訴狀當中[20]。除應陳述營業秘密存在外，也當具陳其營業秘密如何因不當手段而遭受不法竊用[21]。惟如何在「符合訴答標準」與「不過度揭露資訊致營業秘密曝光」之間取得平衡，不免爭議[22]。 以陳述營業秘密為例，在合理性訴答標準下，原告無可避免需在訴狀內具陳DTSA界定的營業秘密（要件）[23]相關事實，以證營業秘密存在[24]。亦即，原告需陳述系爭資訊不為周知、具有經濟價值，且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的充足相關事實[25]，以合理陳證系爭資訊為營業秘密[26]。聯邦法院並未要求原告要具體揭露其營業秘密[27]，但原告需能描述其營業秘密的「概括輪廓」（general contour）[28]。空言指向廣泛科技領域或某種科技、片面宣稱受害資訊係屬保密，致法院大海撈針搜尋、拼湊符合營業秘密要件的具體事實，為聯邦法院所不樂見[29]。換言之，原告不能只陳稱事涉營業秘密，而要清楚描述其營業秘密[30]。例如，原告在訴狀內需能描述所涉資訊為何，及付出何等努力維持該資訊的秘密性[31]。又例如，原告不能僅列出資訊之目錄或概括主題，而應提出足以構成營業秘密的文件或資訊[32]。 肆、聯邦法院審慎避免濫發單方扣押令，聲請獲准核發並非易事 DTSA生效以來，聯邦法院依聲請核發單方扣押令的情形並不多見[33]。DTSA的單方扣押令規定頗具爭議[34]，其允許法院於符合DTSA規定要件時，得依一方當事人聲請核發（民事）扣押令，扣押防止流傳或散佈營業秘密所必要之財產[35]。聯邦法院對單方扣押令相當審慎，嚴守DTSA文義[36]，惟經認定「有具體事實清楚顯示」（clearly appears from specific facts）符合DTSA規定要件[37]，且限於「極端特殊情形」（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38]時方許之[39]，避免濫發此種扣押令[40]。若有其他衡平救濟可行時，無必要核發單方扣押令[41]。又，若聲請人無法舉證他方在類似活動上曾隱匿證據或忽視法院命令，僅片面宣稱他方受通知後會毀滅證據，尚不足說服聯邦法院核發單方扣押令[42]。另外，倘聲請人未能舉證系爭資訊是營業秘密時，聯邦法院也會拒絕核發單方扣押令[43]。由此可知，向聯邦法院聲請並獲准核發單方扣押令，並不容易[44]。 單方扣押令的核發雖然罕見，但已出現過一例 – Mission Capital Advisors, LLC v. Romaka[45]。此案被告未經受權而將原告的客戶名單下載至個人電腦，原告聲請法院扣押被告手中載有該客戶名單之財產，或禁止被告揭露該客戶名單[46]。審理過程中，被告未回應收受法院先前命令的送達[47]，也未按法院命令出席[48]，有躲避法院命令之嫌，讓聯邦法院形成心證，認為其他形式的衡平救濟手段不足，被告有不遵法院命令的跡象[49]。聯邦法院按DTSA規定要件逐一檢視本案事實後，認定確有具體事實清楚顯示要件合致[50]，遂依聲請核發扣押令[51]。Romaka案有助於瞭解，何等情形會促成聯邦法院核發單方扣押令[52]。由此案可知，漠視或躲避法院命令，可能讓聯邦法院產生不遵法院命令之印象，增加核發單方扣押令的可能性[53]。Romaka案也與其他聯邦法院判決呼應印證，聯邦法院對單方扣押令相當審慎[54]。 儘管聯邦法院避免濫發單方扣押令[55]，但非謂營業秘密遭不法竊用的被害人便毫無「禁制令救濟」（injunctive relief）可言。其他聯邦法或州法下的禁制令救濟手段[56]，仍有適用[57]。當繫屬案件案情符合其他禁制令救濟之要件時，聯邦法院依當事人聲請，核發單方扣押令以外其他種類的禁制令，並非罕見[58]。 伍、生效前發生，且DTSA生效後仍持續發生的不法行為，可能適用DTSA DTSA明言，適用於生效當天或之後發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59]。因此，在DTSA生效前發生並結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無DTSA適用餘地[60]。原告提起DTSA之訴時，若未能指出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全部或一部）發生於DTSA生效後，原告的DTSA請求部份，有可能會遭聯邦法院駁回[61]。 對於發生在DTSA生效前，且DTSA生效後持續發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聯邦法院已開始有討論或接受，DTSA亦適用於此類持續性行為[62]。但是，原告需能「合理、充足」（“plausibly”, “sufficiently”）指出在DTSA生效後發生的不法行為部份[63]。有見解認為，此際得救濟回復之部份，也限於DTSA生效後的不法行為部份[64]。 承上，發生於DTSA生效前，且DTSA生效後持續發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日後也可能成為原告提起DTSA之訴的原由[65]。在此類訴訟中，應注意原告有無合理、充足指出DTSA生效後發生的不法行為部份[66]。倘原告未合理、充足指出該行為部份時，被告得伺機請求法院駁回原告之訴[67]。 陸、結論 綜觀聯邦法院晚近有關DTSA的見解與趨勢，對可能涉入聯邦法院DTSA訴訟的臺灣企業而言，有下述啟示： 一、勿漠視既有的營業秘密相關規範或判決見解，蓋其對聯邦法院實務仍具參考價值與影響力。DTSA沒有凌駕或取代其他聯邦法、州法有關營業秘密的民事救濟與保護規範[68]，僅提供多一層保護與併行的救濟途徑[69]。聯邦法院在審理DTSA案件時，有參酌、援引、比較DTSA立法前的既有規範與過往判決觀點的傾向[70]。 二、在聯邦法院提起DTSA訴訟，原告訴狀記載應合乎合理性訴答標準[71]。原告所陳是否合乎合理性訴答標準，可能會是訴訟攻防戰場之一。以陳述營業秘密為例，原告雖非必得具體揭露營業秘密[72]，但需能清楚描述其營業秘密[73]。 三、聲請單方扣押令不易獲准核發[74]，或考慮聲請其他種類之禁制令救濟較易獲准。聯邦法院審慎避免濫發單方扣押令[75]，但若繫屬案件案情符合其他禁制令救濟之要件時，法院依當事人聲請，核發單方扣押令以外其他種類的禁制令，並非罕見[76]。 四、DTSA有可能適用於，發生在DTSA生效前，且DTSA生效後持續發生的營業秘密不法竊用行為[77]。DTSA訴訟若涉及此類持續性不法行為時，原告有無合理、充足指出於DTSA生效後發生的不法行為部份[78]，可能會是訴訟攻防戰場之一。若原告未合理、充足指出該行為部份時，被告得伺機請求法院駁回原告之訴[79]。 [1]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f 2016, Pub. L. No. 114-153, 130 Stat. 376 (May 11, 2016) (mostly codified in scattered sections of 18 U.S.C. §§ 1836-1839 [hereinafter the “DTSA”]. [2] Mark L. Krotoski, Greta L. Burkholder, Jenny Harrison & Corey R. Houmand, The Landmark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f 2016, at 3 (May 2016); Bradford K. Newman, Jessica Mendelson & MiRi Song, The Defend Trade Secret Act: One year Later, 2017-Apr Bus. L. Today 1, 1 (2017). [3] 18 U.S.C. § 1838. [4] S. Rep. No. 114-220, at 2 (2016) [hereinafter “S. Rep.”]; Kaylee Beauchamp, The Failures of Federalizing Trade Secrets: Why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f 2016 Should Preempt State Law, 86 Miss. L.J. 1031, 1033, 1045 (2017); Zoe Argento, Killing the Golden Goose: The Dangers of Strengthening Domestic Trade Secret Rights in Response to Cyber-Misappropriation, 16 Yale J. L. & Tech. 172, 177 (2014); James Pooley, The Myth of the Trade Secret Troll: Why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Improves the Protection of Commercial Information, 23 Geo. Maso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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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gan & Daniel Joshua Salinas, Emerging Issues In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s Second Year, Seyfarth Shaw LLP: Trading Secrets (June 14, 2017), https://www.tradesecretslaw.com/2017/06/articles/dtsa/emerging-issues-in-the-defend-trade-secrets-acts-second-year/; Jeffrey S. Boxer, John M. Griem, Jr., Alexander G. Malyshev & Dylan L. Ruffi,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 2016 In Review, Carter Ledyard & Milburn LLP (Jan. 19, 2017), http://www.clm.com/publication.cfm?ID=5579; Rajiv Dharnidharka, Andrew D. Day & Deborah E. McCrimmon,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ne Year In – Four Things We’ve Learned, DLA Piper (May 30, 2017), https://www.dlapiper.com/en/us/insights/publications/2017/05/defend-trade-secrets-act-four-things-learned/; Joshua R. Rich, The DTSA After One Year: Has the Federal Trade Secrets Law Met Expectations?, McDonnell Boehnen Hulbert & Berghoff LLP, Vol. 15 Issue 3 Snippets 6, 7 (Summer 2017). [9] HealthBanc International, LLC v. Synergy Worldwide, 208 F.Supp.3d 1193, 1201 (D.Utah 2016); Phyllis Schlafly Revocable Trust v. Cori, No. 4:16CV01631 JAR, 2016 WL 6611133, at *2-5 (E.D. Mo. Nov. 9, 2016); Panera, LLC v. Nettles, No. 4:16-cv-1181-JAR, 2016 WL 4124114, at *4 fn.2 (E.D. Mo. Aug. 3, 2016); Henry Schein, Inc. v. Cook, 191 F.Supp.3d 1072, 1077, 1079-1080 (N.D.Cal. 2016); Engility Corp. v. Daniels, No. 16-cv-2473-WJM-MEH, 2016 WL 7034976, at *8-10 (D. Colo. Dec. 2, 2016); M.C. Dean, Inc. v. City of Miami Beach, Florida, 199 F. Supp. 3d 1349, 1353-1357 (S.D. Fla. 2016); GTO Access Systems, LLC v. Ghost Controls, LLC, No. 4:16cv355-WS/CAS, 2016 WL 4059706, at *1 fn.1, *2-4 (N.D. Fla. June 20, 2016); Earthbound Corp. v. MiTek USA, Inc., No. C16-1150 RSM, 2016 WL 4418013, at *9-10 (W.D. Wash. Aug. 19, 2016); Kuryakyn Holdings, LLC v. Ciro, LLC, 242 F.Supp.3d 789, 797-800 (W.D. Wisc. 2017). [10] Michelle Evans, Plausibility under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16 J. Marshall Rev. Intell. Prop. L. 188, 190 (2017); Eric J. Fues, Maximilienne Giannelli & Jon T. Self, Practice Tips for the Trade Secret Holder: Preparing a Complaint Under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Inside Counsel (June 14, 2017), https://www.finnegan.com/en/insights/practice-tips-for-the-trade-secret-holder-preparing-a-complaint.html; David R. Fertig & Michael A. Betts,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Jurisdictional Considerations—Part I, 29 No. 7 Intell. Prop. & Tech. L.J. 3, 3-5 (2017) [hereinafter “Considerations—Part I”]. [11] M.C. Dean, 199 F. Supp. 3d at 1357; Chatterplug, Inc. v. Digital Intent, LLC, No. 1:16-cv-4056, 2016 WL 6395409, at *3 (N.D. Ill. Oct. 28, 2016); Raben Tire Co. v. McFarland, No. 5:16-CV-00141-TBR, 2017 WL 741569, at *2-3 (W.D. Ky. Feb. 24, 2017). [12] Fed. R. Civ. P. 12(b). [13] Jessica Engler,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at Year One, 12 No. 4 In-House Def. Q. 20, 22 (2017). [14] Conley, supra note 4. [15]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 [16] 在訴狀內載陳法院的管轄權、原告有權獲得救濟，及原告的訴求等事項，是「聯邦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下稱「FRCP」）第8條有關「訴答」（pleading）的一般規定。Fed. R. Civ. P. 8(a). FRCP適用於在美國聯邦法院提起的所有民事訴訟。Fed. R. Civ. P. 1. 是以，FRCP規定也適用於在聯邦法院提起的DTSA民事訴訟。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0;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4. [17] 合理性訴答標準是美國最高法院在Bell Atlantic Corporation v. Twombly一案中，詮釋FRCP第8條而提出。Bell Atlantic Corporation v. Twombly, 550 U.S. 544, 547, 570 (2007). 合理性訴答標準不要求原告訴狀內陳載事實必須鉅細靡遺，但不能流於標籤式、結論式地陳述所求。Id. at 555, 570. 至少，必須提供足夠事實，從表面上可得判斷（原告）請求具合理性。Id. Twombly案後兩年，美國最高法院在Ashcroft v. Iqbal一案中明白表示、確立，Twombly案建立的訴答標準，適用於所有民事訴訟。Ashcroft v. Iqbal, 556 U.S. 662, 684 (2009). 是以，合理性訴答標準，也適用於在聯邦法院起訴的DTSA案件。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0;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5. 另外，有論者認為，聯邦法院要求的訴答標準，通常比州法（院）要求的訴答標準來得嚴格。Boxer, Griem, Jr., Malyshev & Ruffi, supra note 8. [18] Gold Medal Prods. Co. v. Bell Flavors & Fragrances, Inc., No. 1:16-CV-00365, 2017 WL 1365798, at *5-8 (S.D. Ohio, Apr. 14, 2017). See also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4; David R. Fertig & Michael A. Betts, 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Jurisdictional Considerations—Part II, 29 No. 8 Intell. Prop. & Tech. L.J. 12, 12 (2017) [hereinafter “Considerations—Part II”]. [19] McFarland, 2017 WL 741569, at *2-3 ; M.C. Dean, 199 F. Supp. 3d at 1357; Digital Intent, 2016 WL 6395409, at *3. See also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5. [20]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5;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I, supra note 18, at 13-14. [21] Boxer, Griem, Jr., Malyshev & Ruffi, supra note 8. [22] Id. [23] 18 U.S.C. § 1839(3). [24] McFarland, 2017 WL 741569, at *2. [25]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26]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22. 另外，美國的合理性訴答標準對原告訴狀記載之要求，跟臺灣「檢察機關辦理重大違反營業秘密法案件注意事項」第6點附件的營業秘密「釋明事項表」（要求由告訴人或被害人填寫），兩者的共通點是，均有助於儘可能描述、判斷系爭案件所涉營業秘密。然而，兩者的適用場合不同： 1、美國的合理性訴答標準，是在聯邦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時，應注意與遵守的主張陳述相關事宜。臺灣的營業秘密釋明事項表，則是由告訴人或告訴代理人填具，以供檢察官辦理重大違反營業秘密法案件（刑事案件）時調查方向之參考，且非檢方起訴與否之依據。 2、美國的合理性訴答標準，除於聯邦法院提起訴訟的當事人應加注意外，對聯邦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時也有拘束力；臺灣的營業秘密釋明事項表，僅供檢察官調查方向參考，對檢方是否起訴不具拘束力，亦無從拘束臺灣法院之審理或裁斷。 有論者指出，臺灣法務部於2016年4月19日訂定的「檢察機關辦理重大違反營業秘密法案件注意事項」，當初是參考了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的「Prosecu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s（Manual）」，而「於第六點規定告訴人或被害人宜先填寫釋明事項表，藉此幫助檢察機關清楚掌握疑似受損害之重大營業秘密，是否符合法定之秘密性、經濟性、保密措施等要件，亦幫助檢察機關衡量發動強制處分之必要性。」陳砥柱，檢察機關辦理重大違反營業秘密法案件注意事項，遠東萬佳法律事務所，2016年7月14日，http://www.louisilf.com/zh-tw/posts/2016-07-14 (last visited Dec. 31, 2017). See also Prosecu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s (Manual) (4th ed.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justice.gov/sites/default/files/criminal-ccips/legacy/2015/03/26/prosecuting_ip_crimes_manual_2013.pdf. 然而，「Prosecu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imes（Manual）」手冊在其封面明言，內容所載係提供「內部建議」（internal suggestions）給司法部律師參考。Id. 因此，理論上，此手冊內容對聯邦法院沒有拘束力。 [27] Mission Measurement Corp. v. Blackbaud, Inc, 216 F.Supp.3d 915, 921 (N.D.Ill. 2016). [28] Digital Intent, 2016 WL 6395409, at *3. [29] McFarland, 2017 WL 741569, at *2; Blackbaud, 216 F.Supp.3d at 921; Ciro, 242 F.Supp.3d at 798. [30] 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1. 聯邦法院判決顯示，聯邦法院要求原告提供充足事實描述營業秘密的見解，並非始自DTSA生效後，而是在DTSA生效前便有此觀點存在。AWP, Inc. v. Commonwelath Excavating, Inc., Civil Action No. 5:13cv031., 2013 WL 3830500, at *5 (W.D. Va. July 24, 2013); Events Media Network, Inc. v. Weather Channel Interactive, Inc., Civil No. 1:13–03 (RBK/AMD), 2013 WL 3658823, at *3 (D. N.J. July 12, 2013);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Travel, USA v. Czopek, Civil No. 1:11–CV–00672, 2011 WL 3882474, at *4 (M.D. Pa. Sept. 2, 2011); DLC DermaCare LLC v. Castillo, No. CV–10–333–PHX–DGC, 2010 WL 5148073, at *4 (D. Ariz. Dec. 14, 2010). [31] Blackbaud, 216 F.Supp.3d at 921. [32] Ciro, 242 F.Supp.3d at 800. [33]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Hensley, supra note 8, at 44. [34] Hensley, supra note 8, at 44;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2-3; Rich, supra note 8, at 6;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0. [35] 18 U.S.C. § 1836(b)(2)(A). [36]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37] 依DTSA規定，法院核發單方扣押令的要件，簡之包括（1）受命令對象有可能不遵法院命令，FRCP第65條或其他衡平救濟手段不足達成目的；（2）若未核發此扣押令，將生立即且不可彌補之損害；（3）拒絕核發扣押令致聲請人所受損害，大於核發扣押令致他人所可能遭受的損害；（4）聲請人很可能證明系爭資訊為營業秘密，且受命令對象確實以不當手段，或圖謀以不當手段不法竊用營業秘密；（5）受命令對象確實持有營業秘密，或任何扣押標的財產；（6）聲請狀中對於應受扣押標的，提出合理具體細節及標示其所在；（7）若受命令對象，或與該對象行動一致之人，於收到扣押通知後，將會毀損、搬移或隱匿應扣押標的，或以他法致法院無法扣押該標的；且（8）聲請人尚未公開其聲請之扣押行動。惟經法院認定「有具體事實清楚顯示」（clearly appears from specific facts）符合此等要件，且限於「極端特殊情形」（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下，法院得依單方聲請核發單方扣押令。18 U.S.C. § 1836(b)(2)(A)(ii). [38] 18 U.S.C. § 1836(b)(2)(A)(i). [39]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Michael T. Renaud & Nick Armington, DTSA and Ex Parte Seizure – Lessons from the First Ex Parte Seizure Under The DTSA, Mintz Levin Cohn Ferris Glovsky and Popeo PC (Aug. 21, 2017), https://www.globalipmatters.com/2017/08/21/dtsa-and-ex-parte-seizure-lessons-from-the-first-ex-parte-seizure-under-the-dtsa; Matthew Werdegar & Warren Braunig, One Year On: the Federal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Daily J. (Apr. 26,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keker.com/Templates/media/files/Articles/Keker%20(DJ-4_26_17).pdf. [40]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Dharnidharka, Day & McCrimmon, supra note 8; Werdegar & Braunig, supra note 39. [41] OOO Brunswick Rail Mgmt. v. Sultanov, No. 5:17-cv-00017, 2017 WL 67119, *2 (N.D. Cal., Jan. 6, 2017); Magnesita Refractories Company v. Mishra, CAUSE NO. 2:16-CV-524-PPS-JEM, 2017 WL 365619, at *2 (N.D. Ind. Jan. 25, 2017). [42] Baleriz Carribean Ltd. Corp. v. Calvo, Case 1:16-cv-23300-KMW, at 7 (S.D.Fla. Aug. 5, 2016). See also 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有論者表示，對於不曾隱匿證據或無視法院命令之人，聯邦法院不太願意對此類人士核發單方扣押令。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43] Digital Assurance Certification, LLC v. Pendolino, Case No: 6:17-cv-72-Orl-31TBS, at *1-2 (M.D.Fla. Jan. 23, 2017). [44]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Dharnidharka, Day & McCrimmon, supra note 8. [45] Mission Capital Advisors, LLC v. Romaka, No. 16-cv-05878-LLS (S.D.N.Y. July 29, 2016). 有論者認為，此案是DTSA通過以後，首宗法院准許單方扣押令之案件。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46] Romaka, No. 16-cv-05878-LLS, at 1-3. [47] Id. at 1. [48] Id. at 2. [49] Id. [50] 在Romaka案中，聯邦法院按DTSA規定要件逐一檢視本案事實，認定：（1）被告未回應收受命令送達、未依法院命令出席等情事，顯現被告躲避法院命令之嫌，而FRCP第65條或其他衡平救濟手段對原告有所不足；（2）若未核發扣押令，將對原告產生立即且不可彌補之損害；（3）拒絕核發扣押令對原告所生損害，大於核發扣押令致被告合法利益所受損害；（4）依原告聲請所陳，原告很可能證明系爭資訊為營業秘密；（5）原告很可能成功證明，被告確以不當手段不法竊用原告系爭資訊；（6）原告很可能成功證明，原告的系爭資訊，確為被告實際持有中；（7）儘管存在法院無法扣押系爭資訊的風險，原告確實有通知被告；且（8）原告尚未公開其聲請的扣押行動。Id. at 2-4. [51] Id. at 4. 在Romaka案中，除客戶名單外，原告亦有聲請扣押其他「專有資訊」（proprietary information）。但此部份的扣押令被法院所拒絕，理由是原告對於此等資訊與相關事實的描述，諸如「秘密性與不可回覆之損害」（confidentiality and irreparable harm），欠缺「足夠具體」（sufficient particularity）。Id. [52] 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53] Id. [54]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55]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56] 例如，同為DTSA規定下的禁制令救濟。18 U.S.C. § 1836(b)(3)。又例如，FRCP的「臨時禁制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 或「暫時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Fed. R. Civ. P. 65 (a), (b). [57] 如前所述，DTSA並沒有凌駕或取代其他聯邦法、各州州法有關營業秘密的救濟與規範。18 U.S.C. § 1838. [58] Cook, 191 F.Supp.3d at 1077, 1076-1077, 1079; Daniels, 2016 WL 7034976, at *10-11, 14; Nettles, 2016 WL 4124114, at *4. See also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2-3; Rich, supra note 8, at 6; Boxer, Griem, Jr., Malyshev & Ruffi, supra note 8. [59] DTSA §2(e), Pub. L. No. 114-153, 130 Stat. 376, 381-382. [60] Werdegar & Braunig, supra note 39; Krotoski, Burkholder, Harrison & Houmand, supra note 2, at 14;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61] Avago Technologies U.S. Inc. v. Nanoprecision Products, Inc., Case No. 16-cv-03737-JCS, 2017 WL 412524, at *9 (N.D.Cal. Jan. 31, 2017); Cave Consulting Group, Inc. v. Truven Health Analytics Inc., Case No. 15-cv-02177-SI, 2017 WL 1436044, at *5 (N.D. Cal. Apr. 24, 2017); Physician’s Surrogacy, Inc. v. German, Case No.: 17CV0718-MMA (WVG), 2017 WL 3622329, at *8-9 (S.D. Cal. Aug. 23, 2017). See also Tara C. Clancy, April Boyer & Michael R. Creta, Emerging Trends in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Litigation, National Law Review (Sept. 26, 2017), https://www.natlawreview.com/article/emerging-trends-defend-trade-secrets-act-litigation; Milligan & Salinas, supra note 8. [62] Cook, 191 F.Supp.3d at 1076-1079; Allstate Insurance Company v. Rote, No. 3:16-cv-01432-HZ, 2016 WL 4191015, at *1-5 (D. Or. Aug. 7, 2016); Syntel Sterling Best Shores Mauritius Limited v. Trizetto Group, Inc., 15-CV-211 (LGS) (RLE), 2016 WL 5338550, at *6 (S.D.N.Y. Sept. 23, 2016); Adams Arms, LLC v. Unified Weapon Systems, Inc., Case No. 8:16-cv-1503-T-33AEP, 2016 WL 5391394, at *6 (M.D. Fla. Sept. 27, 2016); Brand Energy &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Inc. v. Irex Contracting Group, CIVIL ACTION NO. 16-2499, 2017 WL 1105648, at *3-8 (E.D. Pa. Mar. 24, 2017); Sleekez, LLC v. Horton, CV 16–09–BLG–SPW–TJC, 2017 WL 1906957, at *5-6 (D. Mont. Apr. 21, 2017). See also Rich, supra note 8, at 8. [63] Unified Weapon Systems, 2016 WL 5391394, at *6; Horton, 2017 WL 1906957, at *5-6. See also Milligan & Salinas, supra note 8; Werdegar & Braunig, supra note 39. 聯邦法院判決顯示，若原告僅是「推論性的片面指控」（conclusory allegation），將不會被聯邦法院接受。Hydrogen Master Rights, Ltd. v. Weston, 228 F.Supp.3d 320, 338 (D.Del. 2017). See also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3. [64] Unified Weapon Systems, 2016 WL 5391394, at *6. See also Rich, supra note 8, at 8. [65]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3. [66] Milligan & Salinas, supra note 8. [67]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3. [68] 18 U.S.C. § 1838. [69] Conley, supra note 4. [70] Synergy Worldwide, 208 F.Supp.3d at 1201; Cori, 2016 WL 6611133, at *2-5; Nettles, 2016 WL 4124114, at *4 fn.2; Cook, 191 F.Supp.3d at 1077, 1079-1080; Daniels, 2016 WL 7034976, at *8-10; M.C. Dean, 199 F. Supp. 3d at 1353-1357; Ghost Controls, 2016 WL 4059706, at *1 fn.1, *2-4; MiTek USA, 2016 WL 4418013, at *9-10; Ciro, 242 F.Supp.3d at 797-800. [71] 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0; Fues, Giannelli & Self, supra note 10; Fertig & Betts, Considerations—Part I, supra note 10, at 3-5. [72] Blackbaud, 216 F.Supp.3d at 921. [73] Digital Intent, 2016 WL 6395409, at *3. See also Evans, supra note 10, at 191. [74]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Dharnidharka, Day & McCrimmon, supra note 8. [75] Sultanov, 2017 WL 67119, at *2; Mishra, 2017 WL 365619, at *2; Calvo, Case 1:16-cv-23300-KMW, at 7; Pendolino, 2017 WL 320830, at *1-2. See also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3;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1; Renaud & Armington, supra note 39; Werdegar & Braunig, supra note 39. [76] Newman, Mendelson & Song, supra note 2, at 2-3; Rich, supra note 8, at 6; Boxer, Griem, Jr., Malyshev & Ruffi, supra note 8. [77] Cook, 191 F.Supp.3d at 1076-1079; Rote, 2016 WL 4191015, at *1-5; Trizetto Group, 2016 WL 5338550, at *6; Unified Weapon Systems, 2016 WL 5391394, at *6; Irex Contracting Group, 2017 WL 1105648, at *3-8; Horton, 2017 WL 1906957, at *5-6. See also Rich, supra note 8, at 8. [78] Milligan & Salinas, supra note 8. [79] Engler, supra note 13, at 23.
歐盟通過反脅迫規則，將針對他國的經濟脅迫手段採取反制措施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表示已與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以下簡稱「執委會」）、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於2023年11月22日完成《保護歐盟及其成員國免受第三國經濟脅迫規則》（Regula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from economic coercion by third countries，以下簡稱「反脅迫規則」）之立法流程，並將於2023年12月27日正式施行生效。 該法起源於中國大陸於2021年為抗議立陶宛（Lithuania）同意我國政府以「臺灣」名義在其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設立代表處，停止輸入多項產品，導致立陶宛對中貿易額大幅降低。歐盟為避免特定國家持續利用此種經濟脅迫手段影響歐盟交易市場與會員國之主權，決定立法採行反制措施，並於2021年之貿易政策回顧（2021 Trade Policy Review）公布《反脅迫規則》之立法框架。 根據《反脅迫規則》，執委會得根據會員國、歐盟議會及其他經濟聯盟所提供之資訊進行職權（ex officio）調查；亦可依照受脅迫之會員國或企業的請求進行調查。在調查階段，執委會會在4個月內判斷特定國家之行為是否確實造成經濟脅迫，若確實存在，將進一步評估其對歐盟帶來之影響。調查完成後，若他國政府確實對歐盟成員國或企業實施經濟脅迫手段，執委會將提交報告與理事會進行決議，通過後，執委會將先採行不干涉措施（non-interventionist measures），與實施經濟脅迫手段之國家進行協商，並要求賠償因經濟脅迫而產生的損害。若採行不干涉措施後仍無改善，執委會得考慮採行干涉措施（interventionist measures），包含但不限於限制特定企業進入歐盟市場與投標政府採購案；終止對特定國家的關稅優惠，並課予額外之關稅等，以阻止該特定國家繼續干擾歐盟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