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2021)年1月21日,歐洲數個科技公司、非營利組織與研究機構等民間單位共同發起「現今資料主權」聯盟(Data Sovereignty Now,DSN),宣布將向歐洲各級決策者施加壓力,以確保資料(data)之控制權掌握在生成資料的個人和組織手中。該聯盟認為歐盟執委會應採取決定性之措施,對於在歐洲所生成之資料,應以資料主權原則為基礎,以確保生成資料之個人和組織對其有控制權,以利數位經濟。
而在2020年12月初,澳洲政府首開全球先例提出一新法案,要求Google與Facebook等平台應向澳洲在地媒體支付新聞內容費用,要求雙方進行協商,商討在其平台上顯示之新聞內容所應支付之費用,倘無法達成協議,則由政府之仲裁員決定應支付之金額。此法案引發Google與Facebook高度反彈,不惜以不繼續在澳洲提供服務或停止連結(link)當地媒體之新聞報導作為反擊,要求澳洲政府撤回或修改該法案;然DSN聯盟則認為,Google與Facebook利用其市場主導地位來向澳洲政府施加壓力,正是濫用其資料壟斷權(data monopoly)與壟斷地位之典型例子,為防止科技巨擎將來繼續以此方式勒索政府之唯一方法,即是恢復使用者與平台間之「數位利益平衡」。而Google似有讓步之跡象,根據路透社報導,Google分別已與兩家當地媒體達成協議,將各支付每年3000萬澳幣之費用。該法案是否會如期通過,進而改變或影響此類大型平台與各國政府間資料主權之角力關係,值得持續關注。
英國司法管轄權工作小組(The UK Jurisdiction Taskforce, UKJT)於2026年7月發布「關於人工智慧損害責任之法律聲明」(Legal Statement on Liability for AI Harms)(以下簡稱本聲明),旨在闡明於何種情況下,以及基於何種法律依據,英國法律將對利用AI造成之損害追究責任。 本聲明指出,因利用AI而非故意造成之損害,其責任來源大致可分為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就契約而言,通常為AI供應鏈中各方分配損害責任之主要依據,AI本身之存在並不會對契約法構成特殊困難之判斷,各方當事人可自由分配風險、定義績效標準並根據自身判斷限制責任。 就侵權責任而言,本聲明認為過失法則(law of negligence)完全可應用於AI造成之損害。粗心之AI使用者很可能因可預見之損害而被追究責任,開發針對特定目標應用程式之開發者亦可能承擔責任,惟基礎模型開發者(Foundation Model Developer)於大多數情況下,皆不太可能因其通用模型之不可預見、或未經充分測試之用途而被追究責任。 除一般侵權責任之外,本聲明並另探討其他特殊侵權行為責任類型如下: (1)代位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由於AI並未具備人格,因此任何人均無需為AI系統本身之行為或故障承擔代位責任;惟若損害係由人類員工於使用AI時不當行為所造成,則雇主可能需要承擔代位責任,此與一般之雇主代位責任並無二致。 (2)不可轉嫁之義務(non-delegable duties):若某人負有不可轉嫁之義務,即保護他人免受傷害,則此人可能即需對他人因自身過錯造成之AI損害承擔責任。例如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信託機構對其患者負有不可轉嫁之義務,假設一家NHS信託機構從第三方開發人員購買一款AI診斷工具,並將其應用於病患照護,若該AI工具有缺陷,而責任在於應用程式開發商,該NHS信託機構不能以此為由逃避對患者造成之傷害責任,因提供合格之診斷服務與工具為信託機構承擔之醫療照護責任重要組成部分,此項責任不可轉嫁。 (3)專業人士責任:專業人士具有「合理技能與注意」(reasonable skill and care)義務,取決於該行業合格成員通常遵循之標準,並參考專業機構之指引。依此,若專業人士不當使用AI、使用不合適之模型、未能進行適當之盡職調查,或未能有效測試、或驗證AI輸出結果,則可能被認定為有過失。此外,若專業人士於應使用AI之情況下卻未使用,亦可能承擔法律責任,因隨AI工具功能日益強大且應用日益廣泛,專業標準也將隨之演變,而未能使用現有技術本身亦可能構成違約。 (4)產品責任(Product liability):依英國《1987年消費者保護法》(Consumer Protection Act 1987)規定,對於瑕疵產品,企業需負嚴格責任,惟目前該規定僅適用於將AI整合到機器人或自動化機器等有形產品中之情況,純軟體形式之AI系統不太可能被現行法律認定為「產品」。 須注意者為,對於開發者而言,本聲明做出重要之區分,即建立針對特定目標應用之開發者,相較提供通用基礎模型之開發者面臨更大的風險,惟AI供應鏈中之所有參與者皆須意識到自身之責任。
歐盟國家推動智慧防救災下之資料開放、運用與傳遞法制政策研析 概念驗證中心(Proof of Concept Center, PoCC)概念驗證中心(Proof of Concept Center, PoCC)源自美國研究型大學各校為加速大學科研成果商業化,於內部建立的專業型機構。全美第一所PoCC是2001年設立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里比西中心」(the William J. von Liebig)。 為了因應美國大學科研成果商業化過程中所遇到的阻礙,例如:資金與資源缺乏導致研發人員動力不足、研發人員對於市場需求資訊不對等、技術開發提升緩慢以及政府激勵政策不足等問題。PoCC以解決大學與企業之間存在的各種差異與衝突為目標,並透過下列手段強化科技成果商業化動力,提升商業化績效:1、通過種子基金資助,為無法獲得資金支持的早期研究提供經費挹注;2、為大學科研成果商業化提供市場顧問與技術開發諮詢,以及智慧財產權保護等諮商;3、創業人才教育及培訓,促進創業文化並進行創業教育,以增強大學與產業協同創新能力。
ECtHR就國會發言揭露個資是否構成隱私權侵害作成判決,強調應尊重國家之裁量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簡稱ECtHR)於2025年4月8日就Green v. The UK案作成判決,針對國會議員發言揭露個資是否構成隱私權侵害之爭議,強調國家就衡平立法權與司法權的界線、言論自由與隱私保護等利益享有裁量權,駁回了申訴人之請求。 一、事實背景 本案起源於英國每日電訊報(Telegraph)試圖就英國零售集團Arcadia的前員工針對其董事長Philip Green的職場性騷擾與霸凌指控進行報導。先前,Arcadia及Green已與涉及相關糾紛的員工達成了和解協議,依據協議所附保密協定,員工除正當揭露(如向警察揭露犯罪)外不得洩露相關資訊。Green於Telegraph於報導前徵求當事人評論時發現資訊遭洩露,隨即向法院申請禁制令與暫時禁制令,英國上訴法院嗣後批准了暫時禁制令,認定Telegraph獲得的資訊很可能來自違反保密協定的揭露,也不認為欲報導的內容當然具備凌駕當事人可能蒙受之損害的公共利益。Telegraph最終尊重了暫時禁制令。惟隔日,一位英國上議院議員援引言論免責權,於議會發表了雖不涉及細節,但具體提及Green身分和關於其性騷擾、霸凌的指控,並提及Telegraph遭禁制報導一事。Green因此向議會申訴,認為議員違反了司法保密規則(sub judice rule)(編按:上議院曾做成決議,認除非具全國重要性,議員不得於動議、辯論或質問中論及繫屬於法院中的個案)及濫用免責權,但上議院標準專員(House of Lords Commissioner for Standards)認為司法保密規則不屬於《上議院行為準則》。Green嗣後在法院中試圖向Telegraph請求賠償,認為Telegraph應要為議員的發言負責,違反了禁制令,並要求提供線人身分。Telegraph抗辯,在議員享有免責權的前提下,法院毋庸受理本案處理其責任問題。Green向ECtHR提出申訴,主張國家對議員使用免責權揭露受禁制令約束的資訊的權力缺乏事前和事後控制,侵犯了其受歐洲人權公約(ECHR)第8條保障的私生活權。 二、法院判斷 法院認為由於受暫時禁制令保護的資訊被揭露,Green的私生活權利確實受到干預。然而,法院不認為國家違反了公約課予國家保護私生活權之積極義務(positive obligation)。核心理由在於:國家對如何履行積極義務有廣泛的裁量權,且於各國就保護方式較無共識,或涉及基本權利間之衡平時,法院尤應尊重裁量空間。 針對本案,法院認為:(1)議會中的言論自由享有較高程度的保護,對其干涉需要非常重大的理由(very weighty reasons);(2)涉及司法權與立法權的具體界線,以及言論自由與隱私保護的利益衡量;(3)必須考量議會自治原則在多國之間有廣泛共識;(4)英國並非完全沒有針對國會議員發言的事前、事後控制措施。儘管非屬《上議院行為準則》,但上議院所做成的司法保密規則決議,仍屬一定程度的事前控制。事後來看,國會議員若確實構成濫用免責權,法院也可以判處蔑視法庭罪。 法院總結認為,基於原則上各國議會較國際法院,更適合評估限制議會行為之必要性與手段,法院要取代這個判斷須要非常重大的理由,但本案中Green並無法成功論述這個理由存在,因此駁回Green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