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聯邦委員會發布報告推進以數位自決權創建可信賴資料空間
瑞士聯邦委員會於2022年3月30日，發布了一份關於推進可信的「資料空間」（Data Spaces）與「數位自決權」（Digital Self-Determination）報告。此份報告旨在強調資料是數位時代下創造價值的基礎，為了更好地運用資料的潛在價值，呼籲各界採用新的資料使用概念，加強資料所有者（Data Owner）或資料控管者（Data Controller）對於資料的控制，以「數位自決權」為核心，透過科學技術與法律制度，進一步為實踐「資料共享」（Data Sharing）提供一個安全、便捷、自主、開放、公平而值得信賴的「資料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透過該報告，聯邦委員會指示聯邦外交部（FDFA）與聯邦環境、運輸、能源和通訊部（DETEC）實施多項措施，以期能在2023年6月份之前，制定一部由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的可信賴資料空間操作之自願行為準則。
此外，該報告列舉出當下對於充分發揮資料潛力所存在的障礙，包括：
- 資料愈趨集中於大企業手中，且多基於自身目的而使用。
- 私人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在資料的使用上存在多種障礙，例如：資源不足、缺乏專業知識以及擔心競爭劣勢。
- 社會對於資料的使用態度轉趨保守，無論是擔心資料被濫用而侵犯隱私，或是缺乏資料共享的動機。
該報告更進一步指出資料流通的跨國性，因而有必要創建值得信賴且國際兼容的資料空間，為此亦須建立可信賴資料空間的國際準則，以在國際間形成法律確定性。
觀諸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便明確指出，本法制定的目的不僅是為了保護個人資料以及相應之人格權與隱私權，而是更進一步欲透過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的建構與落實，健全社會及商業互信，以期達成資料的合理利用、創造價值並促進公共福祉的終極目標。
關於我國的資料共享體制，現階段主要從金融機構間開始萌芽，未來如何以數位自決權為基礎，同時在充分保障資訊安全的前提下，擴及其他產業並接軌國際，有賴更多科技與法制的創造與積累、外國經驗的借鑑以及國際參與，而台灣近日以創始會員身分加入「全球跨境隱私規則論壇」（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Forum）即為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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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斯拉（Tesla）推行Autopilot（此於特斯拉之繁體中文官網譯作自動輔助駕駛）以降，其原先宣稱可免手動（Hands free），但經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NHTSA）指摘特斯拉前述宣稱可能使駕駛人注意力渙散而發生事故，似乎影響近年來特斯拉對於其自動輔助駕駛系統之論調，而改要求駕駛人即便開啟該系統仍須將手放置於方向盤上。除了前揭特斯拉於車輛銷售（廣告）資訊所生的爭議外，日前2020年7月間德國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Landgericht München I）之合議庭的判決，認定特斯拉於其車輛（Model 3）之銷售（廣告）標示資訊的整體，以及原告競爭中心（Wettbewerbszentrale）所分別主張之內容，均屬不正當競爭防制法（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UWG）第5條第1項第2句第1款之誤導性商業行為（Irreführende geschäftliche Handlungen，或譯作引人錯誤之交易行為）。 本件之爭點核心在於特斯拉現行車輛既有配備之Autopilot系統，以及消費者可自行選購之Volles Potenzial für autonomes Fahren（德文直譯：具備完全自動駕駛潛力，而特斯拉之繁體中文官網譯作全自動輔助駕駛）系統等用詞，因其等涉及車輛功能與設備之決定性概念和資訊，則與現行「車輛駕駛輔助系統」（Fahrassistenzsystem）存有落差，進而導致消費者理解與實際情況不一致之情形。 法院認定理由在於不論特斯拉之Autopilot或Volles Potenzial für autonomes Fahren等系統，均無法達到毋須人為介入行駛的情境，即便其於官網上有另行標註目前該等系統功能有限，仍須駕駛人主動監控所有行駛環境等，但因該等內容說明不夠透明與清晰，而仍無法排除其等資訊具有誤導性，故特斯拉使用Autopilot等詞以及其他暗示車輛技術上能完全自主（vollkommen autonom）等用語，將引起消費者錯誤認知其可在德國的道路上運行完全自主之自動駕駛系統（註：此部分似係指SAE標準等級5之自動駕駛系統，然德國道路交通法目前僅開放運行等級4以下之自駕系統）。不過該判決結果仍可上訴。
美國加州機動車輛管理局3月10日發布無人駕駛車輛管理方案無人駕駛汽車、電腦駕駛汽車或輪式移動機器人，皆屬自動化載具的一種，具有傳統汽車的運輸能力。而作為自動化載具，自動駕駛汽車不需要人為操作即能感測其環境及導航。目前無人車仍未全面商用化，大多數均為原型機及展示系統，部份可靠技術才下放至商用車型，但有關於自駕車逐漸成為現實，已經引起了很多有關於道德與法律上的討論。 無人駕駛車輛若能夠變得商用化，將可能對整體社會造成破壞性創新的重大影響。然而，在商品化之前的實際道路測試是自動駕駛車輛開發過程非常重要的一環，是否允許自動駕駛車輛實際上路測試為各地交通主管機關之職責。因此，為了保障公共安全與推廣創新，為美國加州機動車輛管理局(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下稱加州DMV)便自2015年12月公布無人駕駛車輛規範草案後，歷經2016年9月的修正，於2017年3月10日正式公布無人駕駛車輛管理規範。 美國加州申請自動駕駛車輛上路測試規定係依據加州汽車法規 （California Vehicle Code）38750 中之條款 3.7所訂定，依照加州DMV規畫，在社區內和高速公路上進行測試的自動駕駛車，仍需與傳統汽車一樣，具有方向盤與煞車踏板，而且駕駛座上亦需有人隨時待命應付緊急情況發生。此外，無人駕駛車輛尚必須有人進行遠距監控，並且能在緊急情況發生時安全停靠路邊。 截至2017年3月8日，已有27家公司獲得加州DMV許可，在道路上測試無人駕駛車輛，且這些車輛迄今只造成少數事故。加州DMV公布無人駕駛車輛管理規範後，還將於2017年4月24日舉行公聽會持續蒐集意見，研擬規範修改內容，以符合實際需求。 人駕駛車輛是汽車產業未來發展的趨勢之一，我國於不久的將來亦可能面臨有無人駕駛車輛在國內進行實際道路測試的需求。然而，我國地狹人稠，交通狀況複雜，且國人守法觀念尚有加強空間，確也增添無人駕駛車輛在國內道路測試的挑戰性，以及主管機關於受理測試申請之困難度。因此，加州DMV所公布之無人駕駛車輛管理規範之後續發展，值得吾人持續關注。
再訪資料跨境流通政策與法制再訪資料跨境流通政策與法制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2022年03月25日 壹、事件摘要 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1]（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ITIF）於2021年7月發布「跨境資料流通障礙如何在全球層次擴散」（How Barriers to Cross-Border Data Flows Are Spreading Globally）報告，指出近四年內國際間個別國家生效的資料在地化措施增加一倍以上。惟設置資料流通障礙對於一國經濟會產生重大影響，將嚴重削減其貿易總量，依ITIF根據經合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市場監控數據計算，一國對資料流通之限制每增加一項，將影響總體貿易輸出達七個百分點，連帶使生產力下降，下游供應鏈的成本亦將上漲[2]。 在2020年後，因疫情造成之實體阻隔的影響，加深各方運用數位與資訊科技之力道，資料更被視為戰略性資源，各國如何對資料加以運用與掌握，不僅對數位經濟發展有正相關，更可能與國家整體安全其他面向相互連結（如國防、財務與資訊安全等）。追蹤研析各國程度與類別不同的資料在地化政策法制，資料流通限制之方式或可區分為三種模式：（1）由國家規範或限制特定類型資料傳輸境外的條件。各國常見的限制類型包括個人資料、財務／稅務／金融資料、交易支付資料（payment data）、地圖地理空間資料、健康與基因資料、政府紀錄與雲端服務（government records & cloud services）、傳統電信與網際網路通訊服務的用戶資料與內容、資通訊技術與電信資料、公共部門在地雲端（public local cloud）資料、非個人資料（non personal data framework）等。（2）以不確定法律概念限制資料傳輸標的與範圍。各國對資料流通限制越來越寬泛和模糊，動輒以「敏感」（sensitive）、「重要」（important）、「核心」（core）或與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等不確定法律概念框定所欲限制的資料範圍，但這些限制往往對商業性資料流通造成重大影響。（3）以事實上資料在地化手段替代法制規範。此因個別國家或組織政策使資料傳輸因過程變得複雜、昂貴和不確定，導致企業基本上已無其他選擇，事實上僅能將資料儲存在本地，否則將面對巨額罰款，其他事例尚有對個人資料傳輸要求須得當事人明確之同意，以及要求資料傳輸前須有特別之授權[3]等。 歸納上述資料流通限制型態後，本文進一步探討各國對資料跨境流通與資料落地議題之處理態度，更新近期中國大陸、俄、美、歐盟、印度及其他重要國家所採取之政策與立法，期為我國未來掌握資料流向及規劃在地化措施預做準備。 貳、重點說明 目前國際間對於資料在地化之立場不一，除少數國家對於資料在地化採取較全面性之要求、較高強度之立法外，大部分國家僅針對特定種類資料要求資料在地化，以下依國別與要求強度進行歸類與評析。 （一）高強度資料在地化要求：中國大陸與俄羅斯 1.中國大陸 觀測國家中，資料在地化措施管理強度最高者應屬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就中國大陸而言，其直接明確在地化的法律規定如2017年《網路安全法》第37條，要求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營運者應將其在中國大陸境內蒐集和產生的個人資料與重要數據儲存於中國大陸境內。近二年中國大陸採行資料在地化之範圍逐漸擴大，其涵蓋範圍除早期係以個人資料為範圍[4]，後續則涉及如金融稅務資料、支付資料、地理位置資料、健康與基因資料、政府紀錄與雲端服務資料、電信通訊資料等非僅限於個人資料之範圍，而依2021年之《數據安全法》第21條與31條，政府甚至有權定義何謂「重要數據」，並對境內營運中心蒐集和產生的重要數據制定其得否流出境外的安全管理機制，顯見中國大陸對於資料在地化之考量多出於維護國家安全之目的，近年更高舉維繫其數位主權的旗幟以強化其法制措施背後的論述，並以強大的科技監控能力為擔保，確保該國國家法令的落實。 2.俄羅斯 俄羅斯近年對於資料在地化措施之要求有逐漸增強之趨勢，規範密度雖未如中國大陸嚴格，但亦屬於高強度之國家，規範要求之資料種類從個人資料擴及金融稅務、電子支付資料、政府紀錄與雲端資料，乃至電信網路資料等。除要求個人資料之營運商應將處理及儲存俄羅斯公民個人資料之伺服器設置於俄羅斯境內，並向俄羅斯政府報備該伺服器之位置外，另要求每日流量超過一定數量之IT營運商應在俄羅斯建立分支機構或代表處，代表其母公司接受主管機關的管制，並規定強制執行的措施，如禁止蒐集個資、跨境傳輸個料與限制資訊使用等[5]。 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因其國家體制屬性，其資料在地化法制規範與執行措施有其特定背景，往往出於國家安全整體性考量所為，但由於較不符民主憲政國家所施行之法治國原則（包括比例原則）等憲法核心要求，僅作為了解對象而較不具直接參考價值。 （二）中度資料在地化要求：美、歐、印、澳 1.美國：針對國防與稅務資料 美國因其對自由貿易的立場，加上對該國產業而言資料流通最符合該國的產業利益所在，故對於資料的限制與保護要求最為寬鬆，僅在涉及國防[6]與稅務[7]特定領域資料時，聯邦之行政規則層級有資料在地化之規定，要求資料存放於美國境內，除此之外則交由各州個別規範之。 2.歐盟：針對個人資料 歐盟利用強化網路基礎建設的政策措施，採取誘導性作法建立可信任架構，使企業更有意願使用歐盟自身的資料與服務，可認為是資料在地化的軟性誘因[8]。此外，基於其一貫維護基本價值、保護個人資料的立場，對於跨境傳輸規範較為謹慎。歐盟於2018年施行GDPR以來，對資料跨境傳輸之限制採取原則禁止、例外許可的立法模式，雖無資料在地化之名，卻已經造成事實上的資料在地化結果。加上Schrem II案判決[9]後的發展，適用新版「標準契約條款」（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SCCs）對於個人資料之跨境傳輸採取高標準之適足性規範[10]，令歐盟GDPR有可能變為世界上最大的事實上（de facto）資料在地化框架[11]。另外，從歐盟近來主張數位主權的觀點，這樣的狀況似乎亦合乎歐盟的主張，但這樣的趨勢否有益於對經濟流通與發展，將是未來觀察重點。 3.印度：針對敏感性與關鍵性資料 就印度部分，印度國會於2021年12月16日通過新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Data Protection Bill, 2021）[12] ，原2019年時法案修正內容曾要求將所有個人資料（或至少一份副本）儲存於印度境內，但通過之新法則未再做此要求。修法方向的改變推測受西方國家影響而對資料在地化的政策有所緩和，但在法律分類上的敏感性個人資料（類似我國個資法之特種資料）與關鍵性個人資料（由中央政府所指定之資料種類）方面，則運用法律中的不確定法律概念，讓主管機關掌握較大裁量空間，決定何種資料可予在地化限制，形同擴大資料管控的範圍，甚至可泛稱出於國家安全考量，即可限制資料的傳輸、在地。由此觀之，印度對於資料在地化政策，其限制措施在其個人資料保護法新近修正後也朝向擴大的趨勢[13]。 4.澳洲：針對個人醫療資料 就澳洲部份而言，因考量到健康資料的高度敏感性，其針對健康資料採在地化政策，，目前規範電子健康紀錄資料庫系統內的資料不得在境外持有及處理[14]。 （三）其他國家 而本研究觀察的其他國家目前仍採取較為謹慎保守之立場，且立法動機較為分歧，如加拿大針對國家公共機構資料採取流通限制強度較高之要求態度[15]，但因受COVID-19影響有暫緩實施的狀況[16]。德國出於課稅原因要求業者留存會計紀錄於境內，或於可線上下載情形下得放置於境外[17]；法國則對於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之資料要求應儲存於境內[18]。總體而言，各國的立法背後考量，大體係有明確並更亟欲保護之法益和目的，但亦觀察到較為特別的發展，即歐盟資料傳輸政策似乎有逐漸從自由流通走向事實上在地化的狀況，甚至有提升為主權層次議題的可能，值得再予關注。 （四）世界及區域貿易協定：傾向資料自由流通 就世界及區域貿易協定部分，檢視「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19]、「服務貿易協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iSA）[20]、「美加墨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21]以及「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下稱APEC）之《APEC隱私保護綱領》（APEC Privacy Framework）[22]，因貿易協定側重於國際貿易之發展，儘可能排除任何有礙貿易發展之障礙，故而其多強調資料之流通性，並以自由流通為原則。然近年因資安與隱私保護之觀念日益受到重視，故而轉為要求一定保護機制作為資料跨境傳輸之前提，雖然可能造成事實上的障礙，但整體而言國際間的貿易交流對於資料仍是採取自由流通之較開放立場，未見任何資料在地化之高強度要求。我國近期積極申請參與談判的CPTPP與TiSA，可看出參與談判的國家多半傾向不恣意限制資料的跨境流通，也傾向不任意規範外國服務者須在當地設置相關的電腦設備，CPTPP更是明訂除基於正當公共政策目標外，不得將資訊服務設施在地化列入於會員國境內執行業務之必要條件，我國將來如欲爭取加入，應確保這些國際義務的遵行。 參、事件評析 系統化觀察與分析上述國際間主要國家規範性主張之資料在地化法制政策，以及國際層級區域貿易協定與資料在地化相關之重要規定，可發現歐盟、澳、美、加針對特定類型資料，如個人醫療資料、稅務金融資料，或國家公共資料的跨境傳輸政策或資料在地化採取較強之要求，印度則出於國家安全考量亦有較強資料在地化之要求。至於相關國際與區域貿易協議雖傾向資料自由流通原則，各國談判則仍在進行中。 參考以上國際間相關法制或政策，建議我國在考量整體性資料跨境傳輸政策時：（一）可優先找出我國亟需保障的利益何在（如我國關鍵的半導體產業），並檢視其在整體產業鏈與供應鏈上的角色與定位，由此思考應採取何種模式（歐、美）的管制方式與強度。（二）確認要保護的核心利益後，可再檢視立法目的究為保護公民的隱私、確保執行機關執行公權或調查證據、保護國家安全、強化經濟成長跟競爭力、或建立公平的遊戲規則，以決定相應不同強度的資料控制手段（如單純禁止、有條件禁止到僅要求儲存副本於本地等態樣），建立起層級化規範架構。短期內建議我國或可再就資料傳輸原則予以檢視，例如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採取原則流通，例外禁止的方針是否需要變易。其次，資料傳輸與資料在地化政策法制相關規範，或可優先以金融支付資料、健康基因資料等高度敏感資料為主，基於特定部門產業之監理或數位國土、國家安全等原因，而針對性地要求採取在地化措施，並將資料類型化，針對不同屬性之資料採取不同規範標準。 [1] 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ITIF）是美國非營利性公共政策智庫，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研究主題專注於有關工業和技術的公共政策。美國賓州大學截至2019年為止都將ITIF列為世界上最權威的科學和技術政策智庫。ITIF， https://itif.org/（最後瀏覽日：2021/12/25）。 [2] 從該報告顯示中國大陸是對資料限制最多的國家，相關措施達29項，其次為印尼、俄羅斯與南非，其經濟均因而受影響，參考Nigel Cory & Luke Dascoli, How Barriers to Cross-Border Data Flows Are Spreading Globally, What They Cost, and How to Address The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 Jul. 2021, at 4, https://itif.org/sites/default/files/2021-data-localization.pdf (last visited Dec. 25, 2021). [3] id. [4] 中國人大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08/20，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8/a8c4e3672c74491a80b53a172bb753fe.shtml（最後瀏覽日：2021/12/25）。 [5] Russian Federal Law No. 242-FZ, https://pd.rkn.gov.ru/authority/p146/p191/ (last visited Mar. 03, 2021). [6] Defense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Supplement: Network Penetration Reporting and Contracting for Cloud Services(DFARS Case 2013– D018), 81 Fed. Reg. 72986, 72999(Oct. 21, 2016).(to be codified at 48 C.F.R. pt. 239). [7]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ax Information Security Guidelines for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Agencies 95 (2016). [8] Gaia-X, Gaia-X European, https://www.data-infrastructure.eu/GAIAX/Navigation/EN/Home/home.html (last visited Mar. 03, 2021). [9] Case C-311/18,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er v. Facebook Ireland Ltd, Maximillian Schrem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62018CA0311 (last visited Mar. 03, 2021). [10] 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於2015年Schrems I案判決歐盟執委會「安全港隱私準則」（Safe Harbour Privacy Principles）失效後，歐盟執委會雖於2016年以第2016/1250號決定認可美國提出之「隱私盾架構」（EU-US Privacy Shield Framework），對於跨境傳輸有更嚴謹之規範，但其後的Schrems II案，經歐盟法院於2020年7月以判決宣告該隱私盾架構無效，其中理由除美國政府對外國人個資之監管與近用不符合比例原則外，美國法制架構亦無提供適當之救濟手段，令權利受侵害之人得以獲得賠償。惟歐盟法院對歐盟執委會通過第2010/87號決定之「標準契約條款」，則認為已納入有效之保障機制；倘資料傳輸方或接受方未能遵守SCCs或缺乏歐盟法律所要求之保護程度，歐盟主管機關可命令暫停或停止相關傳輸，因此仍肯認「標準契約條款」之有效性。但SCCs始終無法解決美國法欠缺法律救濟之爭議，故而歐盟法院採取較保留態度，另要求締約國之企業應確保資料接受方所在之各國法規可提供符合歐盟個資法保護相關規範之保護水準，並建議採取「補充措施」以保護跨境傳輸之資料，其後，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底以（EU）2021/914號執行決定（Implementing Decision）發布的新版SCCs取代舊版條款。see Cross Border Transfer Master Class: Onward transfers from a US controller to a processor that is outside of the US and the EEA, NATIONAL LAW REVIEW, Dec. 24, 2021, https://www.natlawreview.com/article/cross-border-transfer-master-class-onward-transfers-us-controller-to-processor (last visited Dec. 25, 2021). [11] Nigel Cory, How ‘Schrems II’ Has Accelerated Europe’s Slide Toward a De Facto Data Localization Regim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 Jul. 8, 2021, 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1/07/08/how-schrems-ii-has-accelerated-europes-slide-toward-de-facto-data (last visited Dec. 25, 2021). [12] The Data Protection Bill, TRILEGAL, Dec. 24, 2021, https://trilegal.com/knowledge_repository/the-data-protection-bill-2021/ (last visited Dec. 25, 2021). [13]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Bill(2018), MINISTRY OF ELECTRONICS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OVERNMENT OF INDIA, https://www.meity.gov.in/writereaddata/files/Personal_Data_Protection_Bill,2018.pdf (last visited Mar. 03, 2021). [14] Stronger My Health Record privacy laws, AUSTRALIAN DIGITAL HEALTH AGENCY, Nov. 26, 2018, https://www.myhealthrecord.gov.au/about/legislation-and-governance/summary-privacy-protections (last visited Dec. 25, 2021). [15]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rivacy Act § 30(1)(1996), BRITISH COLUMBIA, https://www.bclaws.gov.bc.ca/civix/document/id/complete/statreg/96165_00 (last visited Mar. 03, 2021). [16] Ryan Berger & Cory Sully, BC Government Relaxes “In Canada Only” Data Hosting Requirements for Public Bodies Due To COVID-19, PRIVACY, Mar. 30, 2020, https://www.lawsonlundell.com/change-your-privacy-settings-here/bc-government-relaxes-in-canada-only-data-hosting-requirements (last visited Dec. 25, 2021). [17] Handelsgesetzbuch (HGB) § 257(2020). [18] Martina F Ferracane, Restrictions on cross-border data flows(2017),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ECIPE), at 14, https://www.econstor.eu/bitstream/10419/174853/1/ecipe-wp-2017-01.pdf (last visited Dec. 25, 2021). [19]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簡介，中華民國外交部，https://www.mofa.gov.tw/cp.aspx?n=2613（最後瀏覽日：2021/12/15）。 [20]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ISA),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CLIMATE ACTION, https://www.bmwk.de/Redaktion/EN/Artikel/Foreign-Trade/tisa.html (last visited Mar. 03, 2021). [21]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 (last visited Mar. 03, 2021) [22] APEC Privacy Framework (2015), APEC,https://www.apec.org/publications/2017/08/apec-privacy-framework-(2015) (last visited Mar. 03, 2021).
美國通過《音樂現代化法》（Music Modernization Act, MMA）美國於2018年10月11日正式簽署通過《音樂現代化法》（Orrin G. Hatch-Bob Goodlatte Music Modernization Act, MMA），該法搭起時代鴻溝的橋樑。《音樂現代化法》囊括三個從2017年分別通過的子法，並成為《音樂現代化法》中的三個大標題： 第一部份：音樂授權現代化（Music Licensing Modernization） 音樂作品本身的著作權、重製權是「大權利」（Grand Right），而公開傳輸權則是「小權利」（Small Right）。前者是恢復市場機制、自由議價，愈自由愈好；後者則是愈方便、愈能夠使音樂作品被世人看見愈好。《音樂現代化法》實踐了這個理想。《音樂現代化法》成立職司音樂著作授權的非營利組織「音樂機械灌錄集體授權組織」（The Mechanical Licensing Collective, MLC）。該組織是針對「數位音樂串流業者」量身打造，進行音樂數位使用（Digital Uses）的概括式授權（Blanket License）。再者，根據舊法，授權金是法定的，但《音樂現代化法》予以音樂創作人對其作品的授權金額保有協商權（Authority to Negotiate）。同時透過音樂資料庫的建立和免費線上檢索系統，方便音樂使用人查詢與媒合。 第二部份：經典音樂法（CLASSICS Act） 溯及賦予1923年1月1日至1972年2月14日之間的音樂，就未經授權而進行「數位錄音傳輸」（Digital Audio Transmissions）之行為，使之有從首次公開發行後95年的著作權保護。這裡授權的客體所會得到的權利相近於1972年後錄音著作「非互動式數位串流服務」所得到的保護。 第三部份：音樂製作人分潤（Allocation for Music Producers） 在科技世代，一個偉大的音樂創作，並非作曲人獨力完成的，《音樂現代化法》以分潤制度，讓音樂製作人、混音師及音訊工程師首次獲得法律上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