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地方法院駁回臨床試驗軟體公司Medidata對競爭對手Veeva的營業秘密訴訟
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方法院(S.D.N.Y.)於2022年7月15日駁回了臨床試驗軟體公司Medidata Solutions Inc. (以下簡稱Medidata公司)控告競爭對手Veeva Systems Inc. (以下簡稱Veeva公司)竊取其營業秘密的請求。
原告Medidata公司於2017年1月指控被告Veeva公司陸續挖角其數名離職員工，部份員工離職時私自拷貝公司檔案，其中包含原告的產品研發、商業策略等營業秘密，而被告根據這些資訊開發了和原告相似的軟體，造成其重大損害，因此向被告請求4.5億美元的損害賠償。
被告Veeva公司抗辯雖然這些員工離職時私自保留原告的檔案，但原告在訴訟中並未明確說明哪些屬於該公司的營業秘密，亦即未特定營業秘密標的；此外，即便這些離職員工自行保留的檔案中有包含原告所稱之營業秘密，但原告提出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不當取用(misappropriation)其營業秘密，僅根據被告有僱用原告離職員工等事實，即推論被告有不當取用。原告試圖透過此模糊和毫無根據的主張，限制產業的創新、競爭、人才流動。
本案歷經五年的纏訟，法院最終駁回原告請求。法官指出，原告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並未明確定義哪些資訊屬於營業秘密，原告似乎認為任何資訊皆屬於其營業秘密，這樣的主張無異於代表任何公司永遠無法挖角其他公司的員工，因為這些員工到新公司任職後所說的任何話，都會間接地揭露他們在之前工作中所學習到的事情，因此駁回原告之訴。
從本案可以觀察到，企業應定期盤點公司內部資訊，明確界定營業秘密範圍，並落實管理及妥善留存相關證據，發生侵害營業秘密爭議時才能有效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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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明均
副法律研究員 編譯整理
Blake Brittain, Pharma software company Veeva beats back Medidata trade secrets lawsuit, REUTERS, July. 19, 2022, https://www.reuters.com/legal/litigation/pharma-software-company-veeva-beats-back-medidata-trade-secrets-lawsuit-2022-07-15/ (last visited Aug. 1, 2022).
Deivis Mercado, U.S. District Court rejects Medidata’s unfounded trade secret lawsuit against Veeva, TS NEWS, July. 24, 2022, https://www.trialsitenews.com/a/u.s.-district-court-rejects-medidatas-unfounded-trade-secret-lawsuit-against-veeva-d280b80d (last visited Aug. 1, 2022).
梁景濠，〈美國上訴法院營業秘密判決關於軟體功能之合理保密措施認定〉，科技法律研究所，2022/05，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8825 （最後瀏覽日期︰2022/08/01）。
隨著個人資料保護意識的興起，各國也持續增修法律來保護人民權益以及協調產業標準，但這變動的過程會對本來就複雜的法律結構帶來更多挑戰。 如美國同時會有聯邦法與州法兩個層次的法律，當兩者分別發展隱私權相關法律規範時，難免會缺乏協調，出現定義不明的重疊規範，進而提高企業之法令遵循成本與管理成本。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非必要地降低了產業發展速度，以及提高了消費者獲得服務的成本。 日前美國加州政府修改了首部以消費者個人資料權利為規範之州級法律「加州消費者隱私保護法（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CCPA）」，使該部法案對於個人資料保護與利用之規範日漸完備，並減少與聯邦政府重複管轄項目，進而達到合理降低州內企業的遵法成本。美國加州州長紐松（Gavin Newsom）簽署的CCPA修正案「AB-713號法案」（Assembly Bill No. 713, an act to amend Sections 1798.130 and 1798.145 of the Civil Code ）通過後，CCPA之適用範圍將限縮。若「同時符合」下列二者條件，則可免受CCPA規範： 受「加州醫療資訊保密法」（the California’s Confidentiality of Medical Information Act, CMIA）所規範的的醫療資訊及個人健康資訊之衍生資訊，或受「美國聯邦受試者保護通則」（Federal Common Rule for human research subjects) 所規範的可識別之個人資訊。 根據「健康保險可攜性及責任法」（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PA）之標準，已去識別化的資訊。 換言之，已經依HIPAA標準去識別化之第一點資訊，即可豁免CCPA針對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規定。此將減輕本身不受 HIPAA 規範，但因進行研究或業務目的需接收 HIPPA 去識別化資訊企業之合規負擔。 「AB-713號法案」對於已去識別化資訊之利用或販售行為，增設了契約須載明下列規範架構之條款內容： 如有利用或販售去識別化資訊涉及病患資料者，須在契約中予以聲明。 禁止買受人或被授權利用人以任何方式重新識別去識別化資訊。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第三方受到相同或更嚴格限制之個資保護約束，買受人或被授權利用人不得將去識別化資訊再行揭露予第三方。 「AB-713號法案」亦要求進行CCPA所涵蓋販售或揭露去識別化病患資訊的企業，其隱私政策聲明應納入以下內容： 將出售或揭露去識別化病患之資訊； 採用HIPAA所允許如專家法(Expert determination)或安全港法(Safe harbor)等之何種方式，進行病患資訊之去識別化。 整體來說，「AB-713號法案」讓CCPA的規範稍加鬆綁，明確排除CCPA對特定去識別化資訊之適用，並擴張對研究行為之豁免範圍，在處理上有更多彈性，惟同時也要求企業須充分揭露其個人資料處理原則。
日本經產省發布《促進資安攻擊受害資訊共享檢討會最終報告書》，以加速資安情資共享日本經濟產業省（下稱經產省）於2023年11月22日發布《促進資安攻擊受害資訊共享檢討會最終報告書》（サイバー攻撃による被害に関する情報共有の促進に向けた検討会の最終報告書），主張共享資安攻擊受害資訊，掌握資安攻擊全貌，防止損害範圍擴大。經產省提出具體建議如下： 1.促進各專門組織間之資訊共享：藉由專門組織間的資訊共享，及早採取適當因應措施，避免損害持續擴大，並降低受害成本。所謂專門組織包含資安廠商、資安監控中心(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 SOC)營運商、防毒廠商，與依法令成立從事資安事件諮詢與分析之非營利組織，例如：一般社團法人日本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一般社団法人JPCERTコーディネーションセンター），以及一般財團法人日本網路犯罪對策中心（一般財団法人日本サイバー犯罪対策センター）等。 2.共享無從識別受害組織之資訊：為加快資訊共享，經產省建議將資料去識別化至無從識別受害組織之程度，即可不經受害組織同意而共享資訊。 3.提出《攻擊技術資訊處理與活用指引草案》（攻撃技術情報の取扱い・活用手引き（案））：為提升專門組織共享資訊成效，經產省於指引中彙整受害組織資料去識別化作法，以及各專門組織間共享攻擊技術資訊之具體策略。 4.於保密協議中加入免責條款：經產省建議於受害組織與專門組織簽訂之保密協議中，加入專門組織免責條款，使專門組織具有利用或揭露攻擊技術資訊裁量權，對於利用或揭露資訊，致生受害組織被識別等損害時，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不須負擔法律責任，以利推動資訊共享。
美國專利及商標局（USPTO）因應COVID-19提出相關救濟措施今年全球受到新型冠狀病毒（下稱COVID-19）影響，許多產業遭受嚴重衝擊。美國政府於2020年3月27日頒佈「新冠病毒援助紓困經濟安全法（簡稱CARES）」，對此專利及商標局（USPTO）也針對受COVID-19影響之專利或商標申請案，給予延長申請期限、付款等寬限措施。 由於寬限措施將於今年5月31日到期，USPTO認為COVID-19爆發的影響可視為37 CFR 1.183所指的特殊情況。因此，USPTO將允許專利權人通過EFS-Web或專利中心，提交符合某些條件之專利及商標救濟申請。 商標救濟措施部分，因COVID-19影響商標審判與上訴委員會之訴訟，可提出延長或新時間之申請。其他未能即時對主管機關的訴訟提出答覆，致使放棄商標申請案，得提出恢復請求；未能於法定使用期限36個月內或維護申請截止日前申請，致使放棄商標申請或商標註冊被取消或期滿，得提出請願書。上述請願書中若附有COVID-19聲明，USPTO除免除相關費用，並可延續救濟措施至6月30日。 專利救濟措施部分，針對小型和微型企業（small and micro entities）之專利申請提交期限，由原先6月1日延長至7月1日；大型企業（large entities）於5月31日後，依個案申請提供延期，包含請願書及所需費用；對於所有企業，USPTO將免除6月30日及先前因COVID-19影響所提出審查、請願書等費用收取。
中國大陸商務部擬整併外資三法重新建構外資企業管理規範中國大陸商務部擬整併外資三法重新建構外資企業管理規範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法律研究員 丘瀚文 104年12月 壹、前言 中國大陸自1979年開始為引進並規範外國投資，陸續頒布《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下稱外資三法)，雖外資三法奠定了中國大陸開放外資的基礎，惟頒布日期年代久遠，最近一次的修訂是在2000年和2001年，已難以跟上世界潮流。包括外資三法之逐案審批制以及對外國投資者企業組織型態之規定等，皆不利於外資進入中國大陸。因此中國大陸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與「改革涉外投資審批體制」等方針。 有鑑於此，中國大陸商務部隨後於2015年1月提出《外國投資法》草案，並廣徵外界意見。依據商務部草案徵求意見稿說明，《外國投資法》立法目的有三；一為外資三法確立的逐案審批制管理模式已不能適應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需要，應建立新管理模式。二為外資三法中關於企業組織形式、經營活動等規定和《公司法》等相關法律重複且適用衝突；三是外資併購、國家安全審查等重要制度需要納入外國投資的基礎性法律建構。草案內容對我方業者影響甚钜，本文將說明《外國投資法》草案重點，供各界瞭解並預為因應[1]。 貳、《外國投資法》草案主要內容 一、外資投資項目：負面表單模式 現行外資三法對於外商投資項目規範方式係採逐案審批制，舉凡一切外國投資事項，例如合資企業與合作企業之契約、章程內容與修正等，皆須經由各主管機關審批方得執行。而由於各地政府於審批時所使用標準不同，容易造成外資審批程序不透明、審查時間長短不同等困擾。國務院為解決此一問題，於2015年頒布〈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的通知〉，針對自由貿易試驗區之外商投資案件改採負面表列方式管理，非負面表列之行業均按照內外資一致原則實施管理。 商務部於2015年1月所提出之《外國投資法》草案中，亦承繼此宗旨採取相同管理方式。依《外國投資法》草案第25條與26條之規定，中國大陸官方應設置「禁止實施目錄」與「限制實施目錄」，其中禁止實施目錄指外國投資者不得投資之項目，限制實施目錄則係指外國投資者經須由主管部門許可方得投資之項目，主管部門並得限制如持股比例、投資區域等條件。簡言之，於《外國投資法》草案中，取消了審批制度，除了「禁止實施目錄」與「限制實施目錄」所負面表列之項目外，原則上外資毋庸經主管機關許可即可投資。 二、外商投資組織變更 關於中國大陸外商投資組織，由於外資三法以及各種實施細則對外資企業設有特殊組織機構規範，造成《公司法》頒佈後同時有兩種外資投資組織體系併存，在法制運作實務上迭生困擾。例如關於董事會之職權，依《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董事會為合營企業最高權利機關[2]，且合營企業性質為有限責任公司[3]；惟依《公司法》規範體系觀之，有限責任公司最高權利機關卻為股東會，兩者規範顯有衝突。 本次草案中雖廢除了外資三法適用，惟並未對外資企業形式做出具體規範，僅提及應按《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等法律法規變更企業組織形式和組織機構，因此現有外商投資企業若組織形式與《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法律規定不一致，則須依該等規範進行調整。 三、外國投資安全審查 為避免外國投資者進入，影響國家安全或造成中國大陸產業打壓可危，國務院已於2011年2月發佈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建立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並建立了一套國家安全審查體系。而為了鞏固國家經濟體質，本次草案中仍承繼原有的國家安全審查體系，內容包含國外投資者在投資特定項目時，應經由國家審查通過後方得進行，包含外國投資者應透露投資金額、出資比例、經營計畫並與主管機關進行預約商談等程序。而所謂影響國家安全或造成中國大陸產業打壓，則需考量外國投資者投資對國家關鍵研發能力、技術領先地位、國家經濟運行影響等要件。審查結果則分為三類：1.外國投資無危害國家安全疑慮者可通過審查；2.外國投資可能危害國家安全但可藉由限制性條件消除者，可附條件通過審查；3.外國投資危害國家安全重大者不予通過。 四、外國投資企業事前報告與事後監督制度 為顧及國內產業推動，本次草案中並新增訊息報告制度，要求外國投資者在投資實施前或投資實施日起30日內，須向主管機關提交訊息報告，報告內容包含外國投資金額、領域、方式、出資比例等；且外國投資者亦須於每年4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資訊報告予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則具有監督管理之責，應檢察企業「是否投資禁止實施目錄」、「是否履行訊息報告義務」、「是否違反主管機關設立投資限制目錄許可要件」。若審查結果發現確實違反規定，該外資將面臨罰款、沒收非法投資所得並吊銷許可等行政罰，違反訊息報告義務情節重大者，尚可處以最高1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拘役。 五、判別外資標準：實質控制 本次《外國投資法》草案第15條，重新定義對所謂「外國投資」進行定義，其中最重要是明文限制過去遊走於法律灰色地帶的「協定控管」(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由於中國大陸對於外資投資領域的限制相當嚴格，尤其是電信業、金融業、媒體業、出版業等，因此實務上外資則常透過「協定控管」之方式規避官方禁止投資項目[4]。所謂「協定控管」係指外國公司為規避投資項目限制，不以直接購買股份的方式投資，而透過合約方式列協議達到實質上控制境內公司，如此外觀上非屬外國投資企業，即可規避外資三法所設立之外商投資項目限制。 商務部發現外國投資企業可能利用「協定控管」規避負面表單所表列項目，故於本次草案中明文規定外國投資者定義包含受外資「實質控制」的境內公司，而將「協定控管」的投資納入外國投資定義中[5]。值得一提的是，外國投資者如受中國大陸投資者控制，其在境內之投資可視為中國大陸投資者投資，不適用《外國投資法》。簡言之，《外國投資法》建立雙向判定的實質控制標準，判別方式則視「外國投資者是否實質控制企業」以辨別外國投資者與中國大陸投資者。 參、結論 大陸近來對於外資整體管理方向皆為改革開放路線與降低投資標準，本次由商務部所提出之《外國投資法》草案，亦承繼此改革開放精神，進一步擴張了外資投資項目，並加入了事前報告與事後監督制度，一方面放寬外資進入的門檻，同時加強外資進入後的監督。此一作法對於我方業者造成之影響整理如下： 一、契約、章程內容更加靈活 依現行投資三法規定，合資企業與合作企業之契約、章程內容與修正均需得主管機關同意。而《外國投資法》草案中，關於投資契約、章程規定並非審查之重點，縱使投資契約變更亦無須主管機關再次審查，此點變更可使我方業者投資時，契約與章程內容設立、變更皆能更因應情勢而有變化，為雙方交易帶來更大的利益。 二、台商組織變更 本次草案將外資三法之企業組織體系廢除，我方業者商業組織結構應隨之變更。又考量到此一變更將提升外國企業管理成本，商務部亦於草案中規定三年之緩衝期間，亦即應於草案生效後三年內變更完成之。惟企業若經營期限在該法生效後三年內屆滿且擬延長經營期限的，應在企業既有經營期限內進行變更[6]。若相關企業未在規定期限內完成該等變更，根據《外國投資法》草案第151條之規定，主管部門可吊銷許可證件或營業執照，並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三、投資項目增多 草案將投資項目審閱更改為負面表單方式，即除特定項目外，其他項目均予以開放，並將外國投資項目未在禁止實施目錄與限制實施目錄者，放寬至等同國民待遇，即毋須主管機關核可即可依法辦理工商登記，與舊制之逐案審查制不同。 依草案23條規定禁止實施目錄與限制實施目錄均由相關部門提出，並交由國務院審議後公佈[7]。商務部亦於2015年3月公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關於數位內容產業部份，新版內容將「網路出版服務」列入禁止外商投資產業目錄，惟草案所稱之禁止實施目錄是否會等同於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仍需追蹤後續發展。整體而言本次管制鬆綁對於外商投資發展具正面意義，業者可預先構思法案施行後，進入未列入負面表單項目之市場時點與相關策略作法；惟草案同時放寬了外資入門門檻與提升主管機關監督義務之規定，是否會影響我方業者於大陸市場之競爭力，則仍有待持續觀察。 [1] 本文下稱法條、機構，均指中國大陸，合先敘明。 [2]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第6條「 合營企業設董事會，其人數組成由合營各方協商，在合同、章程中確定，並由合營各方委派和撤換。董事長和副董事長由合營各方協商確定或由董事會選舉產生。中外合營者的一方擔任董事長的，由他方擔任副董事長。董事會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決定合營企業的重大問題。」 [3]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第4條「合營企業的形式為有限責任公司。在合營企業的註冊資本中，外國合營者的投資比例一般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五。合營各方按註冊資本比例分享利潤和分擔風險及虧損。合營者的註冊資本如果轉讓必須經合營各方同意。」 [4] 李貴敏，〈貴在立法：大陸投資法變革，台商應及早因應〉，卡優新聞網，2015/07/28，http://www.cardu.com.tw/news/detail.php?nt_pk=22&ns_pk=26931(最後瀏覽日期：2015/10/22) [5] 外國投資法第11條2項「受前款(外國投資者)規定的主體控制的境內企業，視同外國投資者。」與《外國投資法》草案第15條2項「境外交易導致境內企業的實際控制權向外國投資者轉移的，視同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投資。」 [6] 《外國投資法》草案第157條規定：「本法生效前依法存續的外國投資企業，在本法生效後三年內應按照《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等法律法規變更企業組織形式和組織機構，但企業既有經營期限在本法生效後三年內屆滿且擬延長經營期限的，應在企業既有經營期限內進行變更。」 [7] 《外國投資法》草案第23條「特別管理措施目錄由國務院統一制定並發佈。國務院外國投資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根據國家締結的多雙邊、區域投資條約、公約、協定和有關外國投資的法律、行政法規、國務院決定，提出制定或調整特別管理措施目錄的建議，提交國務院審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