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倫理機構針對海量資料（big data）之使用展開公眾諮詢調查
納菲爾德生物倫理學理事會（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成立於1991年，是一家英國的獨立慈善機構，致力於考察在生物與醫學領域新近研究發展中所可能牽涉的各項倫理議題。由該理事會所發表的報告極具影響力，往往成為官方在政策決策時之依據。
有鑑於近年big data與個人生物和健康資料的分析使用，在生物醫學研究中引起廣泛的爭議討論，此間雖然不乏學者論理著述，但對社會層面的實質影響卻較少實證調查研究。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於日前發布一項為期三個月（2013/10/17～2014/01/10）的生物暨健康資料之連結使用公眾諮詢調查計畫（The linking and use of biological and health data – Open consultation）。此項計畫之目的在於，瞭解更多有關資料連結與使用時所可能導致之傷害或可能的有利發展。並研析適當的治理模式和法律措施，使得民眾隱私權保護與相關研究之合法性得以兼顧，俾使更多人受益。
為執行此項計畫，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延攬健康照護資訊技術、資訊治理、健康研究、臨床診療、倫理和法律等領域專家組成計畫工作小組，由工作小組廣泛地蒐集來自民眾與各類型組織的觀點，探詢當民眾在面對個人的生物與健康資訊相互連結、分析時，民眾對當中所牽涉倫理議題之看法。該項公眾諮詢調查將針對以下重點進行：
1.生物醫學資料之特殊意義
2.新的隱私權議題
3.資料科學和資訊技術發展所造成之影響
4.在研究中使用已連結的生物醫學資料所可能帶來的影響
5.在醫學臨床上使用已連結的資料所可能帶來的影響
6.使用生物醫學研究和健康照護以外的生物醫學資料所可能帶來的影響
7.探討能夠在倫理上支持連結生物醫學資料的法律和治理機制
由於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被視為英國科學界的倫理監察員、政府智囊團，因此未來調查報告發布後對相關政府政策所可能產生的影響，當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 Biological and health data - The collection, linking, use and exploitation of biological and health data: ethical issues
- Matthew Limb, Nuffield Council opens consultation on use of personal biological and health data, Oct. 18, 2013
- Ethics body opens consultation on personal data use, COMMISSIONING SUCCESS, Oct. 17, 2013
- Ethics body seeks views on ‘big data’ in biomedicine,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Oct. 17, 2013
商標具有表彰商品來源之功能，其設計為配合商品特色而具有識別性。商標註冊後，若不具有識別及表彰商品來源之特徵，而失去商標應有之基本功能，依據商標法第63條第4款，不具識別性之商標，無法主張商標專用之權利。商標名稱通用化，即是指原本具有識別性之商標，通常為著名商標，因為社會大眾消費習慣以及認知的改變，變成商品的通用名稱，此時即認該商標失去識別性，失去法律保護。 商標名稱通用化形成之原因不一，可能是企業經營者設計商標時，有意使用社會大眾熟悉之名稱作為商標，也有可能非商標權利人自己故意造成，特別是著名商標，容易流於通用化。例如，「可樂（cola）」一詞由可口可樂（coca cola）公司率先註冊使用，但於消費者心目中已成為特定碳酸飲料之名稱，則不得由可口可樂公司獨占使用；又如火柴盒玩具汽車，為火柴盒大小包裝之玩具，企業經營者以 matchbox 作為該玩具的文字商標，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matchbox屬於該商品之通用名稱，否認其商標權。 實務上判斷商標名稱通用化，以該商標名稱在一般消費者心目中認識的主要意義為標準。一個經過市場行銷之註冊商標名稱，若在消費者心目中屬於商品通用名稱，而非特定商品來源，則表示該商標名稱已不具備商標功能，不受法律保護。
日本推進超級城市系統帶動區域創新日本推進超級城市系統帶動區域創新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2021年06月15日 壹、事件摘要 一、超級城市推動背景 數位技術躍升，驅動了產業創新的勃發。然而，現行社經體制與結構卻凸顯出創新速度與監理政策步伐間的落差，繼而牽動二者衝突，影響技術的擴散與創新產業的發展。 面對翻轉傳統框架之創新產業，國際間漸識「區域」居於主導創新發展之重要性，轉而嘗試從地方政府在區域規劃權限出發，尋求以區域創新作法突圍。換言之，區域創新需求的引力將能觸發創新產品或服務之供給，從而誘發法規（暫時）豁免或是鬆綁，為產業創新提供彈性空間。期能藉由法規鬆綁、開放創新的支援手段，通過特定區域作為數位創新技術在社會實踐的實驗室，檢驗與探索創新技術與社會體制之最佳解方。 而日本在區域創新搭配規範特例措施（規制の特例措置）已行之有年，包含有構造改革特區（構造改革特区）、綜合特區（総合特区）及國家戰略特區（国家戦略特区）。渠等皆係以地方政府（或區域）為核心，依其區域發展特性與創新佈建規劃並搭配規範特例措施推行。從既有制度以觀，構造改革特區無涉補助或租稅優惠措施，其推行上以重建財政為重，意即以地方自發性依其地區特性規劃，搭配規範特例措施推行都市再生、經濟上自立，並改善地區發展不均現象。但在此模式下，僅從地方角度出發，審查不符合當地情況之個別法規，難具全面性，整體效益並不顯著；綜合特區同樣以區域為主，設計上除規範特例措施外，另提供綜合性資助，包含稅收、財政上的支援，期望利用區域特定資源打造出可振興地方經濟的模式，立意良善卻無法阻止以綜合性資助為目的的情形；至於國家戰略特區，則是汲取過往經驗，改從國家角度出發，由內閣總理大臣主導，以促進國內外投資與鼓勵創業為旨，審查地方政府所提國家戰略特區計畫，並通過規範特例措施排除適用法規，允許產業在其中進行創新運用。 只是，在推動的過程中，日本漸發現除創新技術應用的特例措施外，資料協作亦至關重要。為精準解決日本的區域問題，必須尋求能夠在居民日常中運用資料協作實施先進技術的方法。在2019年超級城市/智慧城市論壇中，時任總理安倍晉三就此特別提及，資料正是新世代成長的動能，將與人工智慧等先進技術共同實現社會5.0願景。而超級城市所構築的資料流通規則與框架將能支持日本未來新時代的建設[1]。亦即，超級城市將是日本未來發展資料協作的基礎。 二、超級城市型國家戰略特區介紹 如前所述，資料協作成為產業創新不可避免的挑戰。其首要課題當屬完備資料之流通環境。也就是，需要建立一個資料共享基礎設施，促進多元進階服務間的資料蒐集、清洗和提供[2]。而日本注意到串接不同服務所利用之API（Application Programing Interface），本質上應非單純的技術，而是系統。延續此一概念，也直接表彰了日本所構想的超級城市，並非指直接於法律中引入超級城市定義，或直接建立超級城市，而是指開發一種能夠實現超級城市概念的系統（亦有稱其為城市操作系統/OS）[3]，藉由系統的實施形塑超級城市型國家戰略特區。為此，日本於2019年啟動《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修法，以促進資料協作基礎的建立，引動統一且全面的監管改革。 2020年5月27日，《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一部修正（別名為超級城市法案）正式通過參議院會議，同年6月3日正式公告修正版本法規，9月1日正式施行。緊接著，2020年10月30日更一部修正《國家戰略特區基本方針》，增加有關超級城市區域之指定標準。其後亦陸續進行完備超級城市型國家戰略特區框架之法令調修，包含於《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施行令》（国家戦略特別区域法施行令）增訂資料協作基礎設施事業標準（データ連携基盤整備事業に関する基準）；於《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施行規則》（国家戦略特別区域法施行規則）納入確認區域內住民就超級城市構想意向方法(スーパーシティ基本構想についての住民等の関係者の意向の確認方法)要求；於《內閣府‧總務省‧經濟產業省關係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施行規則》（内閣府・総務省・経済産業省関係国家戦略特別区域法施行規則）增加資料協作基礎設施安全管理基準(データ連携基盤の安全管理基準)；於《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第二十五條之二規定實證事業等的內閣府令》（国家戦略特別区域法第二十五条の二の内閣府令で定める実証事業等を定める内閣府令）增加地區限定型監理沙盒制度施行規定(地域限定型サンドボックス制度の施行のための規定等)。 而超級城市型國家戰略特區內涵主要是以發展《促進官民資料活用推進基本法》（官民データ活用推進基本法）第2條所稱人工智慧、物聯網相關技術事業、及其他能處理大量資料並增加服務價值或創造新價值，進而衍生新興業務之先進技術事業為基礎，在《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增訂「先進區域資料活用事業活動」（先端的区域データ活用事業活動）概念，扣合超級城市區域指定標準中所訂，超級城市區域必須提供至少五個領域以上的先進服務，並且應與當地居民、地方公共團體、私營企業取得監理改革的共識要求，串接先進區域資料活用事業與區域內居民需求，引動監理改革。 附帶一提的是，超級城市框架的特色，除在先進事業運用必須貼合區域內居民需求外，居於區域整體規劃角度，更特別要求超級城市區域必須設置構想整體規劃的「建築師」（アーキテクト），且應以公開招募方式選出有能力營運超級城市系統者，確保資料協作基礎的相容性與安全性符合《資料協作基礎設施安全管理基準》。企能實現先進區域資料活用事業活動之主體資訊系統與擁有區域資料的主體資訊系統間相互合作之基礎，並在此基石上，蒐集、整理並提供資料予有需求之先進區域資料活用事業者，以周全區域內居民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4]，進而支援超級城市的實施。 貳、重點說明 綜整前述說明，日本在構建超級城市型國家戰略特區框架所著重點，分別係建置資料協作基礎設施之共享與合作，及推動大膽且全面的監理改革，以使先進技術落地。 一、構築資料協作基礎設施，帶動資料共享與合作 超級城市型國家戰略特區框架之重點，乃以資料協作為核心，因此資料協作基礎設施之建置，將是先進區域資料活用事業成功與否的關鍵。 然而要能順利推行資料協作，不同軟體間交換資料和指令時的連接方法必須具備通用性，以備未來不同領域甚或不同城市彼此間進行資料之交換與運用。故超級城市/智慧城市資料協調研究協會提出資料流通系統三大關鍵，分別為API角色及相關規則與發布方法、資料仲介者的能力與機能、資料結構的標準化。循此，日本通過設立資料協作基礎設施事業標準，擬定API規格、所處理資料種類與內容和運用的相關規約，其中特別強調的是，就涉及個人資料的運用，應以當事人「事前同意」為原則，並且要求相關資訊之公開必須通過網路實施，於提供資料時不得附加不正當之不公平條款等。另外，因應資安問題，日本亦特別明定資料安全管理基準，並要求應有確立責任主體機制、資料運用規章、資料安全專責人員、PDCA作業內容以及事業繼續計畫制定等，強化資料協作基礎設施功能與安全性。 二、大膽全面之監理改革，促成先進技術落地 有關超級城市型國家戰略特區第二點特色，係在地域型監理沙盒模式基礎上，搭配資料協作基礎活化先進技術資料的運用，促進多元領域間的合作。主要推行手段係建立新規制特例措施（新たな規制の特例措置），事先於《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第二十五條之二規定實證事業等的內閣府令》框定相關先進技術，如自駕車、無人機及無線電波應用等，使其能夠在超級城市型國家戰略特區內更快速地用於實證。而因應快速實證作法，日本建立監控和評估系統加強事後檢查，並盡可能減少事前監管干預，以此強化國家戰略特別區域中產業國際競爭力或是形成國際經濟活動據點的正當性。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日本希望簡化行政程序，盡可能減少事前監管的干預，但在超級城市型國家戰略特區運作上，仍然必須與區域內居民進行溝通協調。蓋因在先進技術運用領域上，超級城市的特色是以居民需求作為出發點，強調區域居民的參與與支持。 故在指定超級城市的標準中，也明確地表示區域內居民意向之重要性，同時，特別指示地方政府申請超級城市型國家戰略特區時，應闡明調查該區域居民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方式和結果等，以便確認區域內住民就超級城市構想意向。整體而言，其推進方式係透過所謂的「區域會議」(区域会議)進行。在區域會議（特區擔當大臣、首長、經營者、居民代表等）中，選取區域居民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其後，透過區域會議共商有助於解決地區社會問題的先進技術產品或服務，並依此擬定先進技術產品或服務間協調和共用資料的基本計劃（基本概念），通過表決進而提出監理改革事項。在此過程中，提出超級城市構想之地方政府，即可依據區域會議所了解之先進技術區域資料利用內容，要求總理大臣根據內閣辦公室條例（附有證明居民協議之書面文件，必要時得檢附監管改革建議）制定新的特例措施。後續地方政府將依據特例措施進行先進技術的落地應用。 參、事件評析 超級城市實施的關鍵，在於資料協作基礎及新規制特例措施的推行。雖然超級城市的推行尚處於選案階段，但觀察日本在推動超級城市中所著眼之資料協作基礎設施及地域型監理沙盒的事後檢查做法，或可做為我國推行區域創新借鏡。 首先是資料協作基礎設施之建設，近年，我國國發會大力改革與推動下，透過《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機關電子資料流通實施要點》及《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平臺介接作業要點》等，促進我國公、私領域資料的流通與串接。而未來，考量先進技術產業與跨領域資料協作需求，或宜考量日本以系統思維推行資料流通串接之作法，除公部門資料及個人資料外，就產業資料及相關合作之可能性一併考慮，構建區域化的資料協作基礎設施。 次者是，回顧我國在應對先進技術的法規調適做法，已陸續有以產業需求為主的《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及其他不同目的推動之小型實證計畫等，但似尚無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引動在地居民了解政策並參與之機制。故借鑒日本超級城市型國家戰略特區以區域居民需求結合中央權限制定特例措施之作法，或許亦能為我國推動區域創新指出另一條明路，有效促進更接地氣的創新實證落地，並帶動區域經濟向上發展。 [1]スーパーシティ／スマートシティフォーラム2019に寄せて報告書，2019年，頁7。 [2]国家戦略特別区域法及び構造改革特別区域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https://www.chisou.go.jp/tiiki/kokusentoc/kettei/pdf/r10607_sankou.pdf (最後瀏覽日：2021/5/6) [3]萩原詩子，〈「スーパーシティ」実現を目指す、国家戦略特別区域法改正法案〉，2020/2/21，https://project.nikkeibp.co.jp/atclppp/PPP/news/021401450/ （最後瀏覽日：2020/6/12）。 [4]国家戦略特別区域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第2條第3項，令和2年6月3日。
韓國「2021年經濟政策」韓國財政經濟部（Ministry of Economy and Finance）於2020年12月17日發布「2021年經濟政策」（2021 Economic Policies）。2021年經濟政策中包含兩大重點，分別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影響下的不確定性，盡快恢復經濟成長動能，以及推動產業創新與結構轉型，以培植未來的經濟成長動力。政策文件中指出，儘管2020年經濟成長率因疫情影響而表現低迷，但仍期許2021年經濟能夠盡快好轉，改善投資、出口與國內就業。 針對如何盡快恢復經濟成長動能議題，政策文件指出首先應處理因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除了維持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支出刺激總體需求外，在經濟成長與疫情防治間應取得平衡並加強風險管理；其次為透過租稅減免促進消費、擴大投資額度與提供出口融資，以及提供資金以扶植中小企業、提供優惠貸款協助大型企業度過疫情難關、鬆綁法規以發展地方經濟等一連串措施，來達到恢復經濟成長動能的目標。 而在推動產業創新與結構轉型上，將持續投資於5G應用與6G技術的發展上，推動數位經濟與數位政府系統建構，具體措施包含減免投資5G應用貸款稅率2%、籌集投資數位新政基金、完善智慧醫療應用等。此外在扶植新創政策上，則包含建立新興科技實驗場域（K-test bed），以政府採購扶植新興科技、提供商機以及協助銜接海外市場，修正創投法規開放附認股權憑證之低利貸款以引進矽谷創投資金，以及排除可轉換可贖回之債務認定以降低政府研發補助申請門檻等，以有效扶植創新能量成為未來的經濟成長動力。
德國「真實實驗室」德國政府意識到伴隨數位化發展的創新科技和商業模式雖然提供了許多機會，但往往容易對消費者、產業和社會產生顛覆性影響，此類影響通常難以在短期內權衡利弊，從而不易對其訂出具體合適的規範，例如德國新創公司Lilium、奧迪子公司Italdesign、以及歐洲航空巨擘Airbus都有意發展的空中計程車計畫，雖有無限想像空間，但卻很難在短期內評估出可能隨之而來的安全、（空氣或噪音）汙染、就業等方面的不利影響，進而制定出寬嚴適中的規範。有鑑於此，德國聯邦經濟及能源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 BMWi）於2018年12月10日提出「真實實驗室戰略」（Reallabore Strategie），旨在營造一個前瞻、靈活、可支持創新想法自由發揮的法規環境，同時也希望藉由在真實實驗室運作所得之經驗數據，了解創新的機會和風險，進而找到正確的監管答案。 「真實實驗室」（Reallabore）係指允許在特定時間及真實環境範圍內，進行創新科技與商業模式發展測試，而無需擔心與現行監管規範有所牴觸的創新試驗制度，其與「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s）和「實驗場域」（Experimentierräume）、「沙盒」（Sandbox）、「領航計畫」（Pilot Project）等概念類似，與我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及「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之制度規範亦有異曲同工之趣，但更著重在探索未來的監管方向，簡而言之，「真實實驗室」就是一個創新想法與監管規範的試驗空間，德國聯邦經濟及能源部（BMWi）為具體傳達其概念，對其特徵作了如下描述：（1）可以進行數位創新試驗的特定時空環境（2）可以支持創新想法自由發揮的法規環境（3）可以從中進行監管學習並確定未來監管方向與具體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