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創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適用疑義─營利事業對國家電影中心之捐贈列支為例
文創法第26條第項第4款適用疑義─
以營利事業對國家電影中心之捐贈列支為例
科技法律研究所
法律研究員 尤騰毅
2015年02月10日
壹、事實說明
日前根據報載「…金馬影后、也是湯臣影業負責人徐楓，響應搶救老電影計畫，一舉捐出510萬元修復胡金銓導演、也是她自己的代表作《俠女》，作為國家電影中心的開門之喜。…」（「國家電影中心」成立 徐楓捐款510萬，經濟日報，2014.07.28）。營利事業對於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之捐贈列支，係依所得稅法第36條，或文創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申請？
貳、法律評析
一、依所得稅法第36條第1款以專案核准方式辦理，得不受列支金額限制
營利事業針對政府捐助成立之特定財團法人，目前財政部依所得稅法第36條第1項規定，以專案核准方式作成多號函釋，其捐贈列支，不受金額限制，包括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等，參附錄一。以本案例而言，若能依所得稅法第36條第1款向財政部申請以專案核准方式辦理，可享有無認列金額上限之待遇，係優於文創法的處理方式；惟本案捐贈款項有指定用途，捐贈人宜以捐贈契約明文，以確保捐贈目的的達成。
二、本案例事實亦可適用文創法第26條
(一)受贈對象
文創法第26條之立法意旨在於鼓勵民間企業參與，帶動文創產業發展，達到以短期租稅減收換取未來長期經濟發展之目的。希望將企業資金導入民間之文創產業，其受捐贈目的與所得稅法第36條第2款所稱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有別。惟其受贈對象未限於營利之民間企業，亦包括從事文創事業之非營利法人，故本案捐助對象雖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因其亦為從事文創產業活動之事業，仍屬文創法第26條之適用對象。
(二)捐贈事由
文創法第26條第1項所列3款法定事由，同項第4款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可認定得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之事項（屬概括規定）[1]。關於文創法第26條所列3款法定事由，茲先說明如下：
（一）購買由國內文化創意事業原創之產品或服務，並經由學校、機關、團體捐贈學生或弱勢團體。（文創法第26條第1項第1款）
所稱國內文化創意事業，係指「在我國依法設立之法人、合夥或獨資事業，或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從事文化創意產業者」（營利事業捐贈文化創意相關支出認列費用或損失實施辦法第2條，下稱認列辦法）。只要是國內文化創意事業所研發創作，提供消費者消費之產品或服務，均適用捐贈認列抵稅。
營利事業所捐贈之原創產品或服務，須經由學校、機關或團體，核轉給適格的捐贈對象。所稱「學校」，包括所有各級依法設立、實施正規教育的公、私立學校，故不包含補習學校與社區大學（認列辦法第2條）。另為確保捐贈為弱勢團體所用，針對受贈團體之認定標準，限於依法設立或登記之非營利組織。透過符合上述資格之學校、機關或團體，將購買之原創產品或服務核轉給各級公私立學校之在學學生，以及依法設立或登記專門協助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及其他弱勢族群之團體。
（二）偏遠地區舉辦之文化創意活動。（文創法第26條第1項第2款）
所稱偏遠地區係指人口密度較低、或交通較為不便、地理位置偏遠之地區，如離島（認列辦法第2條）。考量我國文化活動在城鄉的相較之下，仍多集中於城市，為兼顧文化創意產業之均衡發展，縮短城鄉差異，故以本款規定鼓勵營利事業捐贈國內文化創意事業於偏遠地區舉辦文化創意活動，以提高民眾參與文化創意活動意願及文化素養，同時達到發展國內文化創意事業之立法目標。凡屬於對公眾舉辦之展覽、表演、映演、拍賣或其他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活動，並應以公開且無償之方式服務偏遠地區之民眾者為限。
（三）捐贈文化創意事業成立育成中心。（文創法第26條第1項第3款）
雖然文創法第26條第1項第3款規定捐贈於「成立」的費用或損失才可認列，但避免育成中心設置過於浮濫，「營利事業捐贈文化創意相關支出認列費用或損失實施辦法」第5條規定設計育成中心應以設立後已有營運經營活動為限，且針對經營團隊管理階層人員之專業及其相關工作年資、育成空間之坪數空間，均有所規範，俾利徵納雙方遵循，以免流弊。
由於本案捐贈目的在於搶救老電影的修復費用，並不符合上述明列的事由，須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系爭事實是否得適用前述第4款規定。本文認為例舉之三款法定認列事由可歸納出以下三個構成要件，本件案例事實是否得適用文創法第26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以下述要件檢視之：
1.應符合鼓勵民間企業參與文創事業活動，帶動產業發展之立法意旨
文創法第26條之立法意旨在於鼓勵民間企業參與，帶動文創產業發展，達到以短期租稅減收換取未來長期經濟發展之目的。因此，營利事業之捐贈、購買行為，應透過參與文創事業活動，而達到帶動文創產業發展之效。
2.為捐贈、購買或其他可促進文創產品創作、或舉辦文創活動所支出之費用
營利事業之捐贈、購買標的，包括文創產品或服務，以及可促進文創產品創作之行為（例如成立育成中心），以及舉辦文創活動（如對公眾公眾舉辦之展覽、表演、映演）等。
3.捐贈或購買對象應為文化創意事業
營利事業所捐贈或購買的對象應限定為文化創意事業，其範圍依照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4條規定，係指從事文化創意產業之法人、合夥、獨資或個人。
因此，本案捐助對象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亦為從事文創產業活動之事業，其費用雖非為購買特定產品、服務或捐贈特定活動，惟具備促進文創產品創作之效用，與文創法第26條鼓勵企業資源挹注文創產業之立法意旨相符，應有同條第1項第4款之適用。
參、結語
為善用民間企業挹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26條以認列損失或費用之方式，鼓勵民間營利事業購買文化創意事業之原創產品與服務，或贊助偏遠地區舉辦之文化創意活動，以及捐贈文化創意事業成立育成中心。其捐贈總額在新台幣1千萬元或所得額10%之額度內，以額度較高者為準，得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以租稅優惠作為營利企業團體支持文化創意產業之誘因。本案的捐贈金額並未超出文創法第26條的限額，若經主管機關認定為可認列之費用，其稅賦優惠其實與適用所得稅法第36條第1款以專案核准方式辦理相同，惟捐贈人所需考量者，在於上述二個租稅優惠途徑的申請程序繁簡與獲准機會。
台灣正面臨產業轉型階段，文化創意產業若干的活動（如設計、廣告、出版、文化等），可以提供製造業周邊服務並提高其附加價值，將是台灣未來升級轉型的希望所冀。從我國科技產業發展歷程觀之，運用租稅獎勵政策工具以發展特定產業，其成效卓著已獲得印證。為動文創產業發展，文創主管機關勢必會妥善利用租稅獎勵政策工具，因此以簡便且較容易獲租稅優惠角度來看，只要金額未超過限制，對於財團法人的文創活動捐贈，建議優先嘗試適用文創法第26條規定。
附錄一：財政部依所得稅法第36條第1款專案核准之函釋
【財政部 103.2.06. 臺財稅字第10304516880號函】
營利事業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之捐贈，可依所得稅法第36條第1款規定，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受金額之限制。
【財政部 92.06.16. 台財稅字第 0920454411 號函】
營利事業對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之捐贈，准依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受金額之限制。
【財政部 92.04.09. 台財稅字第 0920452425 號】
設立財團法人證券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之捐助款，准列為當年費用或損失，不受金額限制。
【財政部 90.11.09. 台財稅字第 0900457122 號】
金融機構對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之捐助准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受金額限制。
【財政部 85.12.19. 台財稅字第 851172920 號】
營利事業或個人對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之捐贈，可依所得稅法規定認列費用或列報扣除額。
【財政部 80.10.21. 台稅一發字第 800739322 號】
對海華文教基金會之捐款得限額列為費用。
歐洲專利局於2019年12月20日，拒絕受理兩項以人工智慧為發明人的專利申請，並簡扼表示專利上的「發明人」以自然人為必要。另於2020年1月28日發布拒絕受理的完整理由。 系爭兩項專利均由英國薩里大學教授Ryan Abbott（下稱：專利申請人）的團隊申請，並宣稱發明人是「DABUS」。DABUS並非人類，而是一種類神經網路與學習演算法的人工智慧，由Stephen Thaler教授發明並取得專利。專利申請人先於2019年7月24日將自己定義為DABUS的雇主並遞出首次專利申請，再於2019年8月2日改以權利繼受人名義申請（Successor in Title）。專利申請人強調系爭申請是由DABUS發明，且DABUS在人類判定前，即自我判定其想法具新穎性（identified the novelty of its own idea before a natural person did）。專利申請人認為該機器應可以被視為發明人，而機器的所有人則是該機器創造出的智慧財產權之所有人─這樣的主張是符合專利系統的主旨，給予人們揭露資訊、商業化和進行發明的動機。申請人進一步強調：承認機器為發明人可以促進人類發明人的人格權和認證機器的創作。 在經過2019年11月25日的聽證程序（Oral Proceedings）後，歐洲專利局決定依《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Article 81, Rule 19 (1)駁回申請。歐洲專利局強調，發明人必須是自然人（Natural Persons）是國際間的標準，且許多法院曾經對此做過相應的判決。再者，專利申請必須強制指定發明人，因為發明人需要承擔許多法律責任與義務，諸如取得專利權後衍生的法律權利。最後，雖然Article 81, Rule 19 (1)規定發明人應該要附上姓名與地址，但單純幫一個機器取名字，並不會使之符合《歐洲專利公約》的發明人要件。歐洲專利局強調，從立法理由即可知道，《歐洲專利公約》的權利主體僅限自然人和法人（Legal Persons）、專利申請的發明人僅限自然人。歐洲專利局表示，目前AI系統或者機器不具有權利，因為他們沒有如同自然人或法人一樣的人格（Legal Personality）。自然人因為生命而擁有人格，而法人的法人格來自於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這些法律擬制的人格來自於立法者的授權或者眾多司法判決的演進，而AI發明者是不具有此般的法律擬制人格。
南韓政府推出新的無線網路推動計畫 搶佔智慧行動發展先機韓國通訊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KCC）主席Choi See-jung於2010年4月21日宣布韓國政府將推動一項新的「無線網路活化計畫」（comprehensive plans for wireless internet activation），預計在未來五年間投入1兆5000億韓圜，與民間共同合作發展無線網路建設，以搶佔智慧行動領域的發展先機。 因應智慧手機發展速度倍增在政治面上帶來的需求，韓國政府希望透過本計畫能將南韓建設成「智慧行動領域的發電所（powerhouse）」。並據此願景規劃了4個政策目標、10項策略方案。此四個政策目標包括：確保在智慧行動領域的全球競爭力、推動智慧手機的普及與生產應用、營造世界最高水準的無線寬頻網路、強化下世代行動科技的發展與人才培育。 KCC將組成「網路去管制推動小組」（Internet de-regulation promotion team），於4月底開始著手進行包括定位資料保護、用戶識別系統和智慧手機的金流安控等領域的法規檢視與修正工作。 KCC預測能藉此創造12,535個工作機會、促進3,648億韓圜的產值。KCC同時解釋，透過對無線網路的活化應用，支持在各層面的創新應用發展（包括醫療服務、商業活動、教育等領域），此時正是奠定韓國成為行動服務核心業務強國的時機。
德國總理梅克爾敦促歐盟立法允許「資訊追蹤（data tracking）」，以有效打擊恐怖主義2014年7月歐盟法院宣告2006年起施行的「資料保留指令」無效，該指令允許警察機關使用私人通聯記錄，但不允許揭示通訊內容。資料保留指令之所以被歐盟法院廢止，起因於不合乎比例原則及沒有充分的保護措施，該指令規定歐盟成員國必須強制規定電信公司必須保留客戶最近六個月到十二個月的通聯紀錄，不過在歐盟法院廢止指令之前，德國憲法法院在2010年時就已經以違反憲法為由停止執行指令。 惟在2015年1月，伊斯蘭激進主義份子的恐怖攻擊事件，共12人被射殺。因此德國總理梅克爾2015年1月在下議院針對該恐怖事件發表演說，雖因美國的史諾登事件，揭露美國政府大量監聽私人通訊和監視網路流量的行動，而引起了德國人對隱私權保護的關注，但梅克爾表示德國各層級的部會首長都同意有使用私人通聯記錄的需要、使嫌疑犯的通聯記錄能夠被警方用來偵查犯罪，但應該由法律規範資料保留的期間限制，她敦促各界向歐盟委員會施加壓力，重新訂定資料保留指令，使各歐盟成員國能修正國內法律。 歐盟委員會正在評估此法制議題，並考慮向歐盟議會、各成員國、民間團體、執法部門和個資保護組織間建立開放式對話，決定是否有需要訂定新指令；但德國司法部長並不贊成梅克爾擴大監督人民通訊的想法，認為這是過於倉促的行動，而且除了資訊記錄留存外，德國政府也儲存所有媒體資料並限制媒體自由，他認為這並不合適。 目前英國國內保守黨和自由黨現正為新修訂的通訊資料法，為人民隱私權的保護範圍爭論不休，而美國由於近年受到不少駭客攻擊，故美國總統歐巴馬採取與梅克爾相似的立場，希望能擴張執法機關的權力，公開提倡強化美國網路安全相關法規。
2016年中國大陸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發展研析2016年中國大陸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發展研析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法律研究員 王凱嵐 105年11月28日 一、 前言 中國大陸為提升知識產權保護、運用、流通，於2009年開始，由其國家知識產權局每年推出知識產權戰略實施推進計畫，確立年度執行目標。根據WIPO[1]於2015年所公布的年度《世界智慧財產權指標》報告，內容中提到中國大陸在專利、商標、工業品外觀設計等智慧財產權領域的申請量均位居世界第一。顯示中國大陸在知識產權上之發展，不僅制度與環境不斷成長進步，其知識產權[2]之國際地位亦快速提升。 中國大陸2016年的知識產權推進計畫[3]持續在「嚴格保護知識產權」、「加強知識產權創造運用」、「深化知識產權領域改革」、「加大知識產權對外合作交流」、「確實知識產權發展基礎」及「加強組織實施和保障」六大面向提出政策措施。其中許多政策措施皆與保護知識產權有關，顯見中國大陸認為創造友善環境及建立保障機制為其發展知識產權並提高產值的重要基盤，因此本文擬就其中有關知識產權保護之措施進行重點說明。 二、 知識產權保護政策重點 1. 提高侵權法定賠償 由於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權利被侵害之一方舉證困難，且過去案例賠償金額偏低，無法有效嚇阻侵權行為之發生，故在知識產權保護法治化上，加強侵權行為懲治力度被中國大陸視為必要手段。除加大侵權人之侵權行為懲治力度，提高侵權法定賠償上限外，並針對情節嚴重的惡意侵權行為實施懲罰性賠償。 過去中國大陸之專利、商標訴訟案件，權利人獲得之賠償金額整體偏低，因此間接助長違法之侵權行為。因此，早在2013年已先將商標侵權的法定賠償額由50萬元提高到300萬元，使法院在審判上有更大的裁量空間，較能達到嚇阻侵權之效果，故「提高法定賠償上限」將成為中國大陸相關知識產權立法之趨勢。 2. 強化職務發明權益保護 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營造良好市場環境，現行中國大陸「專利法」、「著作權法」已建立職務發明之基本制度，惟在實踐上仍存有問題(如:時常發生申請案發明人為公司代表人)[4]。因此，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SIPO)於2014年3月提出「職務發明草案」[5](送審稿)，內容對於發明創新的勞動者與資方間，於產出過程中所可能發生的法律議題及關係，以法律加以規範。 草案基於權利義務平衡及約定優先原則，勞資雙方得事先對於職務發明的報酬與權利歸屬等相關細節討論約定，而在當發生無法解決的狀況時(例如無契約約定或協議)，始引用本職務發明條例之規定。草案規定公司若選擇透過技術祕密保護時，發明人可以請求補償；若是申請知識產權，發明人可以請求獎勵和報酬。在權利申請過程中，若公司放棄，則應先事先通知發明人，發明人可以與公司協商，並以發明人自身名義取得申請權或是其他權利。 關於最低保障原則，為避免資方不與勞方協議職務發明的歸屬約定狀況發生，草案中也明確訂定了最低的保障門檻，給予職務發明員工基本主張權利，讓資方不得忽視發明人在職務發明中的權利。當雙方未約定相關獎勵與報酬時，草案中規定以「月平均工資」為最低的計算標準，同時制訂四種報酬的計算方式，以供勞資雙方在爭議產生時，可以作為依循的準則。 3. 提升訴訟審判精準度 過去司法判決常有標準不一之疑慮，造成專利判決之不確定性，因此在2016年計畫中要求地方知識產權法院總結審判實踐經驗，發布司法解釋並統一司法裁量，確保法律正確適用和有效保護知識產權之規範依據。在專利侵權判定標準上，確立專利權保護之範圍，避免壓縮創新空間、損害創新能力及公共利益。 在審判制度上，建立司法鑒定、專家證人、技術調查等訴訟制度，鼓勵法律在專利等相關技術案件審判中，妥善利用陪審員、專家證人、專家諮詢、技術鑒定之功能，透過多種途徑和管道，有效解決專業技術事實認定之問題。有條件的發展更有效之調查方式及具體作法，使知識產權之審判能不斷提升準確度[6]。 三、 結論 中國大陸在「十三五」[7]時期樹立新的發展理念，擬藉由深化知識產權重點領域改革，加速建設知識產權強國與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從討論司法制度之大方向，到提高侵權賠償之上限額度等具體規範上，皆可觀察出中國大在整體知識產權保護規劃，是以有系統及縝密的分類交由不同單位部門執行，這足以顯現中國大陸對於知識產權發展其保護之重要性。 智慧財產權在產業研發與升級扮演關鍵核心的角色，因此我國於2012年由行政院核定「智財戰略綱領」，明確指出智財相關規劃發展項目(如管理、運用、人才培育)。然而侵權訴訟賠償金額偏低、專利無效率偏高、職務發明激勵不足，仍亦為尚待解決之議題。當前我國面臨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的問題，在保護面更應縝密思考如何透過法令強化職務發明人的權益保障，藉此提升其研發創造意願；改善所有人的訴訟勝訴率，提升權利持有的效益，讓智財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之強大動力。 [1]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2]「知識產權」為中國大陸用語，我國稱「智慧財產權」。 [3]計劃全名為《2016年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加快建設知識產權強國推進計畫》。 [4]北美智權，<中國大陸職務發明條例草案>，2013/01/03，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Laws/CN-50.htm (最後瀏覽日:2016/10/26) [5]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職務發明條例制定>，2016/04/24，http://www.sipo.gov.cn/ztzl/ywzt/zlfjqssxzdscxg/xylzlfxg/201504/t20150424_1107558.html (最後瀏覽日:2016/10/12) [6]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若干問題的意見>，2010/04/14，http://zscq.court.gov.cn/znss/201004/t20100414_4107.html (最後瀏覽日:2016/09/20) [7]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由習近平定調，也是中國大陸國家層級整體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之第十三個五年規劃（英文為five-year plan），規劃期間是從2016年至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