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擬推聯邦私密隱私保護法案，防治情色報復將邁向聯邦法位階
美國加州第14屆國會選區眾議院議員Jackie Speier於2016年7月中旬提出私密隱私保護法案(Intimat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IPPA)，本法案之草擬耗時兩年多，以聯邦法的法律位階之姿誕生，在美國各州政府紛紛將違反本人意願散布性隱私內容入罪化的高峰期，可望能統一各州州法分歧的法律落差。由於目前全美已有超過半數的州政府已分別頒布所謂的情色報復法案(Revenge Porn Act)，造成各地方政府就此行為之定義和條文適用有所歧異，對無國界的網路生態來說，產生許多法律適用之衝突和迥異。
私密隱私保護法案規定，違反本人意願散布性隱私內容者，將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適用主體包含具有侵害故意和意圖藉此營利之人。然而，有反對聲浪認為，由於條文僅限欠缺本人同意，但未限於行為人具有侵害他人的故意，故認為此聯邦法位階的法案適用範圍過於廣泛，恐侵害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長期關注此項法律議題，要求構成要件應限於行為人具有侵害他人之故意，否則將嚴重影響媒體產業。私密隱私保護法案條文內容特別明列排除適用之條款，如因法律或訴訟執行上的需要、基於公共利益或合法的商業利益之情事，以及網路服務提供者的豁免責任(意圖藉由散布性隱私內容而營利之網路服務提供者除外)。目前本法案同時獲得多數民主黨議員、共和黨議員，以及網路服務提供者巨擘Facebook和Twitter的支持。
蕭郁溏
法律研究員 編譯整理
Intimat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H.R., 114th Cong. (2nd Sess. 2016).
Kristen V. Brown, Whoa, We Might Finally Get a Federal Law Making Revenge Porn Illegal, FUSION, July 16, 2016, http://fusion.net/story/325638/jackie-speier-revenge-porn-bill/ (last visited Aug. 5, 2016).
Steven Nelson, Lawmakers Unveil Proposal to Take Nip Out of Revenge Porn, U.S. NEWS, July 14, 2016, http://www.usnews.com/news/articles/2016-07-14/lawmakers-lay-bare-proposal-to-take-nip-out-of-revenge-porn (last visited Aug. 5, 2016).
日本內閣為實現「Super City」的構想，於2020年2月4日通過《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並提交國會審議，擬透過自駕車、無人機物流、遠距醫療等結合社區總體營造，以因應高齡化社會和解決人力不足等課題為目標。 「Super City」係指充分活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人工智慧及大數據等各項最先進技術，領先實現未來生活方式的「完全的未來都市」。不僅在複數領域的智慧化措施中導入管制革新，同時也於生活中實踐，旨在解決社會中的各項課題。「Super City」可說是較早推動的「Smart City」進化版。Smart City具體推動範圍侷限於能源、交通等個別領域的尖端技術實證，而Super City則是以未來都市的整體創建為目標。即Super City的推動至少會同時涵蓋5個領域以上的生活中各項智慧科技，如物流、支付、行政、醫護、教育、環境、防災等；不僅有技術上的實證，更看重先行於未來社會的生活中實現；最重要的是會從居民的角度，而非從技術開發端、供給端，來追求理想的未來社會。 不過現行法規對於Super City的實現是有所侷限的，目前日本雖可依《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由國家指定特定地區並實施管制鬆綁、制度改革等特例措施，但在推動管制革新以執行各種近未來技術之實證方面，尚需個別與相關主管機關協商，因此經常耗費數月至數年的時間成本。本次修法將強化各相關主管機關的合作，將制定基本方針明定具體的合作程序，而城市間的合作強化則將會整備開放API（Ope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規則及法規；另外Super City的實現需要蒐集、整理各領域之資料，因此擬將「資料協作基盤整備事業」列為法定計畫，且事業實施主體可要求國家及地方政府提供其所擁有的資料；由於Super City的推動將會同時涵蓋多個不同領域，為使各領域的管制革新具整體性且能同時實現，修正案中也規範Super City事業計畫的認定程序。
日研擬對策防農產智財權被外國盜用日本本土所栽培且有登記證照的農作物種子被拿到中國、南韓等地的案例日增，日本政府除了將提高取得品種證照者的收入之外，在六月即將完成的「智慧財產權二00六」報告中，日本政府也將擬定品種保護制度，明示未來在農業領域應該如何因應日本本土研發、栽培的農作物品種，被擅自拿到海外利用。 蔬果等種子很容易被攜帶到海外，通常在外國都遭違法大量栽培，然後再回銷日本，尤其近年來這種例子激增，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思考對策。日本政府打算針對開發植物新品種的人或團體，根據現行的種苗法給予「育種家權利」。日本農林水產省並呼籲中、韓等亞洲國家，應該趕緊制訂完備的法令，禁止日本開發的品種未經許可被擅自生產、販售。
新加坡智財爭議解決中心發展與評析新加坡智財爭議解決中心發展與評析 科技法律研究所 法律研究員 羅育如 2015年05月07日 壹、前言 在全球化競爭的趨勢下，各國若僅憑國家資本與生產力作為基礎，已難在國際上殺出重圍、嶄露頭角。由此可知，「創意」與「創新」是激化國家競爭力之泉源，而「智慧財產權」則是此泉源之力量匯集，更是提升國家競爭力之強效手段 。 新加坡政府於2013年3月份提出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Hub Master Plan 10年期計畫[1]，目標是成為亞洲智慧產權中心。計畫設有六大策略，本文以下針對【策略四：透過強化智財法院以及智財紛爭解決替代方案之能力，打造新加坡成為智財爭議解決中心】進行觀察。目的在於了解新加坡如何透過提高智財法庭行政效率以及推動智財爭議解決替代方案，以吸引權利人選擇新加坡做為智財爭議解決地點。 貳、智財爭議解決中心重點說明 發生智財爭議時，權利人大多會依據產品主要銷售市場或是智財權申請地來選擇爭議解決地點，從而目前智財訴訟多以美國與中國大陸為重點戰場，新加坡智財法院所承受案件相對稀少[2]。對此，新加坡政府認為，新加坡司法制度擁有具透明度、效率與中立的國際名聲，加上許多跨國企業皆在新加坡設立分部，使得法院之判決有在新加坡執行之機會[3]，因此只要提升新加坡智財法院的能力，新加坡就有機會成為智財爭議解決中心。 為了達成目標，新加坡從兩個面向切入，一是強化新加坡智財法院能力，以吸引更多智財訴訟在新加坡進行；二是強化新加坡執行智財爭議解決替代方案的能力，以吸引更多爭議解決替代能在新加坡執行，以下分別說明。 一、強化新加坡智財法院能力 (一)建立更有效率的行政流程 2013年9月新加坡最高法院註冊處(Registrar of the Supreme Court)公布智財法院方針(IP Court Guide)[4]，內容包括法官將會參與所有的中間上訴程序(interlocutory appeals)、審前會議(pre-trial conference；PCTs)以及責任審訊(the trial on liability)。 在排期審訊之前，需要完成的審前會議(PCTs)包括：1.當事人之首席律師必須親自向IP法官說明本案關鍵爭議點。2.每個案件設立專門管理的資深助理主簿(senior assistant registrar)負責其他的PCTs聽審，而助理主簿(assistant registrar)則會負責這個IP案件所有的中間上訴申請。 另外，智財法院也提供技術專業意見的技術鑑定專家（assessors）以及可提供法律專業意見的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名單，當事人可提出自己的候選者，以便法官諮詢技術上與法律上的專業意見[5]。 這樣的法院審理流程修改，對當事人而言，將被分配到專屬的主簿負責案件資訊，可提供當事人方便追蹤審理流程及進度。對審理法官而言，在進入真正審理之前，也已經透過PCTs的幫助，了解整個案件內容、各方說法以及提具的證據資料。法官將能盡早熟悉案件，增進審理效率，並透過法庭之友與技術鑑定專家取得專業意見，整體提升效率及審理品質。 (二)設立亞洲唯一國際商業法庭(SICC) 新加坡律政部於2014年10月向新加坡國會提出新加坡憲法修正案和最高法院司法權法案，為2015年1月成立之國際商業法庭（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ICC）奠定法律正當性。 SICC是亞洲唯一的國際商業法庭，隸屬於新加坡高等法院下，其判決效力與新加坡最高法院相同，主要工作目標在於解決來自亞洲的跨境貿易和投資產生的國際商業訴訟糾紛，包括商業糾紛及專利訴訟等。 SICC相較於新加坡最高法院以及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的主要區別包括： 1.由新加坡法官及外國資深法官共同組成審判團隊 SICC審判團隊不僅包括新加坡高等法院的法官，還包括定期合約的助理法官(Associate Judges)[6]，這些助理法官可以來自新加坡也可來自其他國家的外國法官，外國法官通常是其他國家具有豐富經驗且有名望的資深法官[7]。 2.可委託國外合格律師[8]出庭 新加坡高等法院只能由新加坡有執業資格的律師出庭，但在SICC法庭，各當事方可委託並由外國律師代表出庭。 若該糾紛為離岸案件[9]，各當事方可以委託註冊外國律師代理，而無需新加坡當地律師的任何參與。相反地，若所涉糾紛並非離岸案件，註冊外國律師則僅有權代表當事方，就外國法部分提供意見。在非離案案件中，仍可在新加坡當地律師處於主導地位前提下，外國律師仍可以共同代理人（而非僅是外國法專家身分）出庭。 此新規定因首次允許外國律師代表客戶在新加坡法院出庭而極具突破性。 3.外國法的選擇與證據法則的適用 SICC不受新加坡證據法則的約束，可依當事方的申請，選用其他國家之證據法則。 二、強化新加坡執行智財爭議解決替代方案的能力 新加坡1991年成立新加坡仲裁與調解中心(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SIAC)，為了更積極的提升仲裁能力，於2001年與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協議在新加坡設立亞洲唯一辦事處及新加坡WIPO仲裁與調解中心(The WIPO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 Singapore Office)，以協助提升新加坡智財仲裁能力。 在此基礎上，2014年11月新加坡政府再增設國際調解中心(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entre；SIMC)，SIMC的特色在於除了調解業務(mediation)之外，新增「仲裁中調解(arbitration-mediation-arbitration；Arb-Med-Arb)」的服務，豐富新加坡智財爭議解決替代方案之多樣化選擇性。 「仲裁中調解」流程為，當事人為解決爭議，先啟動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進行過程中，仲裁員對案件進行調解，調解不成或調解成功後，再恢復進行仲裁程序。爭議雙方可以透過「調解」建立和解共識，再透過「仲裁」使得雙方和解共識有法律效力。相較於單獨使用「仲裁」，將更節省金錢與時間成本；相較於單獨使用「調解」，則有法律執行效力。 參、評析 新加坡目前由SIMC與SIAC共同執行調解服務、仲裁中調解服務、仲裁服務，提供更多元的爭議解決替代方案及能力；再由SICC與新加坡智財法院提供執行智財訴訟審理，已建立完整的智財爭議解決服務流程。 在實踐的過程中，新加坡勇於突破現況，提出憲法修憲案以及司法修改案，讓SICC能有法律正當性地位。並建立新加坡智財爭議解決中心完整服務範疇，包括新加坡國際調解中心的調解服務以及仲裁中調解服務；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服務；新加坡最高法院之智財法院訴訟服務以及國際商業法庭提供之外國律師、依據外國證據法則、外國法官審理的國際商業爭議訴訟服務。 但是，SICC缺點為其作出的判決可能難以跨境執行，SICC作出的判決為新加坡高等法院的判決，可能因為缺少類似《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的立法而無法像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作出的仲裁裁決那樣易於執行。 綜上所述，新加坡政府改革態度是確定發展方向並評估執行障礙後，就進行修法及設定專責單位負責專責工作事項，這是大刀闊斧的行政效率，但相對而言，市場是否已經跟上政府的行政效率，或是政府的行政方向是否符合市場實際的趨勢，則還有待時間考驗。 [1] IP HUB MASTER PLAN：Developing Singapore as a Global IP Hub in Asia http://www.ipos.gov.sg/Portals/0/Press%20Release/IP%20HUB%20MASTER%20PLAN%20REPORT%202%20APR%202013.pdf [2] 2014年(直至10/17)新加坡智財法院結案12件案件、2013年智財法院結案8件案例、2012結案7件、2011年21件案例、2010年15件案例。以上的案例皆為商標爭議案例。http://www.ipos.gov.sg/Services/HearingsandMediation/LegalDecisions.aspx(最後瀏覽日2014/10/17) [3] 劉孔中，2014/10/16至資策會科法所創智中心演講內容。 [4] New IP Court Guide from 6 September 2013 http://www.allenandgledhill.com/pages/publications.aspx?list=LBulletinAreas&pub_id=409&topic=Legal+Bulletin+September+2013 [5] 兩造於審理開始前便需要同意共同負擔技術或法律專家提供專業意見之相關費，然針對勝訴的一方要求敗訴一方支付錢術相關費費用的權利仍得以保留。 [6]助理法官的合約是固定時間的，且不享有終身職，並根據需要特定的工作天數計算報酬，為了建構這個制度，新加坡政府甚至修改憲法Article 94(4) of the Constitution。 [7]任何由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管轄的案件均將由獨任法官或三名法官進行審理，SICC首任11位國際法官的任期為三年，其中涵蓋大陸法系的法官以及英美法系的法官，包括Bernard Rix（英國和威爾士）和Anselmo Reyes （香港），他們都是各自法域下享有頗高威望且經驗相當豐富的海事海商法官。 [8]外國合格律師是指未取得新加坡律師執業資質，但已在世界任一其他法域取得律師執業資質（並獲得其執業法域相關部門頒發的證書），並符合從事出庭律師職業滿五年；且可熟練運用英語進行訴訟所有條件的律師。 [9]所謂離岸案件是指該案件由於下列原因之一與新加坡無任何實質性聯繫，即：新加坡法律並不適用於該糾紛，且糾紛的標的不受新加坡法律規範，也不由新加坡法律管轄；或者該糾紛與新加坡唯一的連接點在於，各當事方選擇新加坡法律為糾紛適用法律，並將糾紛提交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管轄。
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發布「全球AI安全機構合作策略願景目標」，期能推動全球AI安全合作美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於2024年5月21日提出「全球AI安全機構合作策略願景目標」（The United Stat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afety Institute: Vision, Mission, and Strategic Goals，下稱本策略願景），美國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亦於2024年參與AI首爾峰會（AI Seoul Summit）期間對外揭示本策略願景，期能與其他國家攜手打造安全、可靠且可信賴之AI生態系。 由於AI可信賴與否往往取決於安全性，NIST指出當前AI安全所面臨的挑戰包含：一、欠缺對先進AI之標準化衡量指標；二、風險測試、評估、驗證及確效（Test, Evaluation, 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 TEVV）方法不健全；三、欠缺對AI建模後模型架構與模型表現間因果關係的了解；四、產業、公民社會、國內外參與者等在實踐AI安全一事上合作程度極為有限。 為因應上述挑戰並促進AI創新，NIST在本策略願景中擬定以下三大戰略目標：(1)推動AI安全科學發展：為建立安全準則與工具進行技術合作研究，並預先部署TEVV方法，以利評估先進AI模型之潛在風險與應對措施；(2)推展AI安全實務作法：制定並發布不同領域AI風險管理之相關準則與指標，以達到負責任設計、開發、部署與應用AI模型與系統之目的；(3)支持AI安全合作：促進各界採用前述安全準則、工具或指標，並推動全球合作，以發展國際通用的AI安全風險應對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