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資料共享法制環境建構簡介
新加坡資料共享法制環境建構簡介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2019年12月31日
壹、事件摘要
如何有效運用資料創造最大效益為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重點，其中資料共享（data sharing）是有效方法之一。新加坡自2018年以來推動「資料共享安排」機制（Data Sharing Arrangements, 下稱DSAs）與「可信任資料共享框架」（Trusted Data Sharing Framework），建構資料共享環境，帶動國內組織[1]資料經濟發展與競爭力。
貳、重點說明
自從2014年新加坡政府推行「2025智慧國家（Smart Nation）」以來，即積極鋪設國家數位經濟建設，大數據資料分析等數位科技發展為其重點，預估2022年60%國內生產總值將與數位經濟有關[2] 。其中，希望透過資料共享促進組織、政府、個人三方間資料無障礙流通，降低蒐集、處理與利用成本，創造更多合作機會進行創新應用，因此從法制面、環境面與技術應用層面打造完善的資料共享生態系統（data sharing ecosystem）[3]。
然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下稱個資法）第14條以下規定，組織蒐集、處理與利用個人資料應取得當事人同意，除非符合第17條研究目的等例外情形。由於資料共享強調可將資料進行多節點快速傳遞近用，使資料利用價值最大化，因此若依據個資法規定每次共享皆須事前獲得當事人同意，將使近用成本增高並間接造成資料流通產生障礙。因此為因應國家政策與產業需求，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下稱個資委員會）依據個資法第62條所賦予的豁免權（exemption），個人或組織可在遵循個資委員會訂定的規則下，依照個案給予組織免除個資法部分規範[4] ，而DSAs機制即是一種[5]。
DSAs是由個資委員會於2018年設立的沙盒（sandbox）計畫，如組織所進行的共享模式是在特定群體並範圍具體明確，同時不會造成個人有負面影響等情事，可在不須經個人同意下進行資料共享[6]。並且，為進一步提升組織與消費者間信任，2019年6月個資委員會與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nfo-Communication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下稱資通發展局）共同推出「可信任資料共享框架」指南建議，由政府擔任監管角色，組織只要符合指南建議方向，如遵循法律、達到一定資料技術應用品質與實施資安與個資保護措施下，可以進行個人與商業資料之共享，DSAs機制是共享方法之一。以下簡述新加坡個資法規範、指南建議與DSAs機制運作方式。
圖1：資料共享環境建構
資料來源：新加坡資通發展局
一、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
在沒有個資法第17條所列之例外情形下，依據第14條以下規定，組織如近用個人資料應獲得個人同意，同時應符合目的使用及通知義務，尤其應給予個人可隨時撤回同意之權利[7]。
同時組織應根據個人要求，提供近用個人資料之方法、範圍與內容，以及更正錯誤資料權利[8]。並且組織必須任命資料保護官（Data Protection Officer, DPO）隨時向大眾提供通暢的個資聯絡管道，來確保個資透明性與完整性[9]。
在資料保護措施上應有合理安全的資安防護技術，以保障資料不被未經授權近用的風險。當使用目的不在時，需妥善保留或予以去識別化，同時如須境外轉移資料時，境外之資料保護措施應至少與新加坡個資法規範標準相同[10]。
二、免除同意之DSAs機制
DSAs機制是由個資委員會於2018年設立的沙盒（sandbox）計畫，也就是組織可透過申請免除資料共享前必須獲得個人同意之規範。然而如組織擬向個資委員會申請DSAs機制，必須符合三個條件[11]：
- 共享範圍需在特定群體、期間與組織內：即只限定在具體特定的應用情境內，若超出申請範圍，例如分享至其他非申請範圍的組織，則須再經過個資委員會批准[12]。
- 近用目的需具體明確：即資料共享必須應用於特定且明確目的，如以「社會研究目的」作為申請則範圍過大不夠明確[13]。
- 近用資料對於個人不會有不利影響，或公共利益大於個人利益：例如共享目的不是直接用於銷售或存在合法利益，或是共享本身具備公共利益且明顯大於個人可預見的（foreseeable）不利影響，此時個資委員會可考慮同意組織申請免除[14]。
三、建立以信任為基礎之資料共享模式
雖然取得DSAs機制免除同意可以使資料近用方式更為簡便，然而在進行資料共享前，仍應有完善的技術品質與資安保護措施，因此在「可信任資料共享框架」指南建議中，組織應透過法律遵循、導入AI或區塊鏈等新興技術，並具備相應資安保護措施來建構可信任的資料共享環境，實際步驟可分為以下四階段[15]：
圖2：可信任資料框架
資料來源：新加坡資通發展局
第一階段為「資料共享建構」[16]，由組織自行評估存有的商業或個人資料是否具共享價值與潛在利益，並要如何進行共享，例如資料共享方式屬於雙邊（bilateral）、多邊（multilateral）或是分散式（decentralized，又稱「去中心化」）。以及資料種類有哪些，如主資料（master data）、交易資料、元資料（metadata）、非結構化資料（unstructured data）等。組織可將資料共享方式、種類依據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評價方式，即市場法（market approach）、成本法（cost approach）與收入法（income approach）三種評價方法進行評價，來衡量共享之價值性。除資料價值判斷外，組織必須自行評估自身組織與將來之合作夥伴是否有足夠能力管控共享之資料，包括是否具備一定技術能力的資安與資料保護措施等。
第二階段為「法律規範考量」[17]，即決定哪些資料可以進行共享，從規範面檢視個資法、競爭法與銀行法等是否有例外不得共享規定，例如信用卡號碼或個人生物識別資訊不得共享。若資料共享類型不會對個人造成不利影響或具備公共利益，並有通知（notification）個人給予選擇退出（opt-out）的機會，組織可依個案申請DSAs機制之豁免。同時另外鼓勵組織向IMDA申請資料保護信任標章（Data Protection Trustmark, DPTM）認證，透過認證機制使消費者更能信任組織運用其個人資料[18]。
第三階段為「技術組織考量」[19]，包含組織是否有能力建立資安風險管理與個資侵害之因應措施，是否有即時將資料安全備份技術，並針對不同傳輸技術如有線/無線網路、遠端存取（VPN）、應用程式介面（API）、區塊鏈等區分不同資安防護與風險管理能力。
最後一階段為「資料共享操作」，當已準備進行資料共享時，需再次檢視是否已符合前三個階段，包含透明性、責任義務、法律遵循、近用資料方式與取得目的外利用同意等[20]。
參、事件評析
個人資料視為21世紀驅動創新的重要價值，我國部會亦開始討論「個資資產化」的可能[21]。面對數位經濟時代來臨，有效運用數位科技將潛藏個人資料的大數據進行加值利用，不僅有利組織與創新發展，更可回饋消費者享有更好的產品與服務。
新加坡政府以資料共享作為數位經濟發展重點方向之一，在具備一定程度技術能力、資安保護措施與組織控管之條件下，可向主管機關申請免除個人同意之規範。透過一定法規鬆綁讓資料利用最大化以創造產業創新價值，同時依據主管機關要求的保護措施，使消費者信賴個人資料不會遭受不當利用或侵害。DSAs機制與「可信任資料共享框架」指南之建立，適時調適個人資料保護規範與資料應用間的衝突，並提供組織進行資料共享之依循建議，作為推動該國數位經濟發展方針之一。
[1]組織（organisation）依據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第2條泛指個人、公司、協會、法人或團體。
[2]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 Trusted data sharing framework (2019), at 7, https://www.imda.gov.sg/-/media/Imda/Files/Programme/AI-Data-Innovation/Trusted-Data-Sharing-Framework.pdf (last visited Sep. 11, 2019).
[3]id.
[4]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No. 26 of 2012) §62, “The Commission may,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Minister, by order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exempt any person or organisation or any class of persons or organisations from all or any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subject to such terms or conditions as may be specified in the order.”
[5]Data Sharing Arrangements, PDPC, https://www.pdpc.gov.sg/Overview-of-PDPA/The-Legislation/Exemption-Requests/Data-Sharing-Arrangements (last visited Dec. 1, 2019).
[6]id.
[7]IMDA, supra note 2, at 31;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No. 26 of 2012) §14, 16, 20.
[8]id.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No. 26 of 2012) §21.
[9]IMDA, supra note 2, at 31.
[10]id. at 32.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No. 26 of 2012) §24-26.
[11]id.
[12]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PDPC】, Guide to Data Sharing (2018), at 14,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Files/Other-Guides/Guide-to-Data-Sharing-revised-26-Feb-2018.pdf (last revised Oct. 3, 2019).
[13]id.
[14]id.
[15]PDPC, supra note 4. at 28.
[16]id. at 21, 23-25.
[17]id. at 35
[18]id. at 30. Data Protection Trustmark Certification, IMDA, https://www.imda.gov.sg/programme-listing/data-protection-trustmark-certification (last visited Sep. 26, 2019).
[19]id. at 41-47.
[20]id. at 50-51.
[21]林于蘅，〈自己的個資自己賣！國發會擬推「個資資產化」〉，聯合新聞網，2019/06/17，https://udn.com/news/story/7238/3877400 （最後瀏覽日：2019/10/1）。
吳昌鴻
法律研究員 編譯整理
今年全球受到新型冠狀病毒（下稱COVID-19）影響，許多產業遭受嚴重衝擊。美國政府於2020年3月27日頒佈「新冠病毒援助紓困經濟安全法（簡稱CARES）」，對此專利及商標局（USPTO）也針對受COVID-19影響之專利或商標申請案，給予延長申請期限、付款等寬限措施。 由於寬限措施將於今年5月31日到期，USPTO認為COVID-19爆發的影響可視為37 CFR 1.183所指的特殊情況。因此，USPTO將允許專利權人通過EFS-Web或專利中心，提交符合某些條件之專利及商標救濟申請。 商標救濟措施部分，因COVID-19影響商標審判與上訴委員會之訴訟，可提出延長或新時間之申請。其他未能即時對主管機關的訴訟提出答覆，致使放棄商標申請案，得提出恢復請求；未能於法定使用期限36個月內或維護申請截止日前申請，致使放棄商標申請或商標註冊被取消或期滿，得提出請願書。上述請願書中若附有COVID-19聲明，USPTO除免除相關費用，並可延續救濟措施至6月30日。 專利救濟措施部分，針對小型和微型企業（small and micro entities）之專利申請提交期限，由原先6月1日延長至7月1日；大型企業（large entities）於5月31日後，依個案申請提供延期，包含請願書及所需費用；對於所有企業，USPTO將免除6月30日及先前因COVID-19影響所提出審查、請願書等費用收取。
LPL與華映在美侵權訴訟–加州法院駁回部份主張韓國樂金飛利浦（LPL）在美國加州控告華映（CPT）專利侵害案，自2002年8月起，至今已纏訟五年之久。 LPL控告CPT侵害其4件Side-mount專利（US6,002,457、US5,926,237、US6,373,537、US6,020,942），與2件Process專利（US4,624,737、US5, 825,449）。華映表示，前4件被加州法院以欠缺依據駁回。對此判決，華映表示欣慰。 LPL與華映之間的專利侵權訴訟爭議不休。華映強調，其在尊重智慧財產權的理念下蒐集證據進行因應，加州法院雖以LPL所提Side Mount訴訟欠缺依據（Lack of Standing）下令駁回LPL訴訟，但就另二件Process專利部份，目前法院對於雙方所提交之post trial motion作出部份同意及部份駁回的決定（Order），但法院尚未做出正式判決。 彭博社報導已傳出，美國洛杉磯聯邦法院網站已公佈裁決文，並同意LPL對華映加重侵權賠償的請求，以及持續侵權與判決前和判決後之利益與法律費用賠償。但並未透露加重賠償之確切金額。就此，華映發表聲明指出，對法官准許LPL部分訴求的初步決定，感到遺憾。華映表示其已掌握證據，待收到法院正式判決後將積極因應，且不排除上訴。
從中國大陸第四次專利修訂草案初評我國廠商專利布局建議從中國大陸第四次專利修訂草案初評我國廠商專利布局建議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法律研究員 方玟蓁 106年06月13日 壹、事件摘要 自2015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進入第四次修正(以下簡稱草案)，「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SIPO）也對外公布了送交國務院審議的修訂草案送審稿[1]。雖因部分條款極具爭議性，各方意見尚未底定，然而由其修法動機，能見其積極因應市場變化的迫切需求，且將該需求直接反應在專利法律制度上，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因我國企業於中國大陸市場經營的比例偏高，故產業之專利布局及其策略上，也需持續瞭解中國大陸相關修法趨勢。有鑒於此，本文嘗試以其草案之部分新增條文，提供我國廠商於中國大陸布局時的建議參考。 貳、專利權的強化保護： 一、草案明訂專利間接侵權的法律責任 由於專利侵權現象在群體侵權、重複侵權較為嚴重，中國大陸為積極防止該種專利權侵害的發生，對於明知有關產品係專門用於實施專利的原物料、中間物、零部件、設備，未經專利權人授權，為生產經營目的將該產品提供給他人實施了侵犯專利權的行為，應當與侵權人負連帶責任；或對於明知有關產品、方法屬於專利產品或者專利方法，未經專利權人授權，為生產經營目的誘導他人實施了侵犯該專利權的行為，應當與侵權人負連帶責任[2]。雖法條目前的適用性仍有爭議，但從其修法說明[3]的精神可推知，此修正係為加強當侵權行為發生時，相關人所應負的侵權連帶責任。 對於我國在中國大陸經營之上游(供應原物料或設備等)業者而言，因難以判定其提供之產品是否為專門用於實施專利之特定原物料、中間物、零部件或設備，因此，若為中國大陸經營之我國上游業者，可於提供產品(原料、設備等)給下游業者時，簽訂禁止利用所提供之該產品去實施侵犯專利權的行為。 同理，對於我國在中國大陸經營事業，委託代工來說，也應避免「誘導」代工業者實施侵犯專利權的行為，以維護自身的權利。 二、草案明訂網路服務提供者的法律責任 草案修訂之目的係為解決在快速的互聯網產業發展中，於涉及專利侵權時，若等待司法程序判斷，恐會導致難以估計的損害。當網路服務提供者知道或應當知道其所提供之網路被用於專利仿冒或侵害時，該網路服務提供者須立即採取刪除、屏蔽、斷開侵權產品連結等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再者，當專利權人、利害關係人舉證證明並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時，或專利行政部門認定侵犯或假冒專利並通知網路服務提供者時，網路服務提供者若未及時採取必要措施，對於損害的擴大部分須與該網路用戶負連帶責任[4]。 在行動通訊與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下，除了在實務上常見的，透過網路服務提供者的管道侵害著作權，使用者亦可能經由網路服務提供者的平台，公開販售未經授權的仿冒或侵害專利權之產品，進而再被傳輸、流通的風險也隨之攀升。 然而，關於專利侵害之認定，判斷者需具備足夠的專利法學知識與專利相關之技術背景，這對於網路服務提供者來說，要自行判斷網路使用者的行為是否侵權，實屬困難。因此，對於專利權侵害的事前預防，我國網路服務相關業者可採取事先通知的方式，例如在會員條款上增加嚴禁侵害專利權的規定、或當使用者上傳或下載時跳出「禁止使用或散播侵害專利權之行為」的視窗；再者，對於專利侵權的監控與處置，網路服務相關業者可提供第三人通報的聯絡窗口，並搭配接獲通報後的處理流程，例如暫時取下或暫時停權後通報相關單位等措施；上述建議ㄧ方面係為減少侵權行為的擴大，另一方面係有助於網路服務提供者，當其在實際監督使用者行為時，減少其需自行認定使用者是否侵權的責任。 三、草案明訂延長設計專利的權限及完善設計專利標的 草案修訂之目的係為完善設計專利之保護標的。此次擴大納入「局部」[5]設計專利，以及延長保護期間從10年改為15年[6]。草案的修訂可改善以往於我國提「部分」設計專利[7]保護時，於中國大陸仍只能提「全部」設計的問題；此外，我國目前的修法方向亦為延長設計專利的權限從12年改為15年[8]。企業將來布局規劃時，可同步參考我國及中國大陸在設計專利上的修法趨勢，有助於專利布局上的策略擬訂。 參、專利實運用的促進 一、草案引進「當然授權」(中國大陸用語為當然許可)制度 在英國、德國、法國、印度、巴西、泰國、俄羅斯均有專利當然授權制度的規定[9]，雖然草案尚未有相關施行細則，但其主要特徵[10]如下： 專利權人事先以書面方式，向專利行政部門聲明其願意授權任何人實施其專利，經專利行政部門審查通過後公告實行授權；任何人意欲實施該當然授權之專利，應以書面方式通知專利權人，並支付授權費。 專利權人不得授予專屬授權、獨家授權[11]，僅得授予非專屬授權。因當然授權之立意在於可增進專利權之技術實施流通，此規定是欲避免專屬授權或獨家授權與當然授權之立意產生矛盾。 專利權人有權撤回已經公告的當然授權，同樣以書面方式向專利行政部門聲明，但撤回不具有溯及力，不影響先給予的當然授權效力。 我國現行專利法雖有關於強制授權的規定，但該強制授權之主要目的在於避免國家遭受緊急危難時受專利權之限制，例如在重大傳染性疾病期間，可能會強制相關的醫藥、醫材專利授權(專利法第87條[12])，而我國強制授權尚有實際運用於一般民間之企業競爭，其結果備受爭議的情況(飛利浦與國碩之強制授權案[13])。至於民間自願授權的部分仍屬申請人自行媒合技術，並個別簽訂授權合約，並無當然授權之相關規定及概念，使得專利權技術推廣的範圍受到限制。 草案所引進之「當然授權」制度，對於持有中國大陸專利權但難於尋找授權對象的企業而言，將多一種授權選擇方式。當然授權制度可減少搜尋、聯繫、簽訂合約的來回延宕，增加其專利授權之成功率，達到立即發揮專利在產業利用上的價值，亦有利於持有中國大陸專利權的企業發掘潛在需求市場而搶占先機。再者，對於欲在中國大陸實施專利技術的企業來說，亦可減少斡旋的時間，僅需依法定流程支付權利金後，即能實施當然授權的技術，進而有效率地將技術商品化並提早獲利。 二、草案明訂隱瞞標準必要專利的默許授權 標準制訂組織對於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EP)的授權，分為有償、無償，其最重要的精神在於公平、合理且非歧視性(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簡稱FRAND)。當企業在參與標準制訂時，若選擇以FRAND授權，則係指標準必要專利擁有者，其具有「意願」[14]授權標準使用者使用該技術。因此，草案修訂之目的除具體體現FRAND精神，更進一步規範參與國家標準制定者，若未揭露其擁有之標準必要專利，則視為其同意授權其他標準使用者使用該技術[15]，換言之，其企圖透過強制授權之法律效果，降低標準必要專利擁有者，利用隱瞞其標準必要專利之方式參與標準訂定，而於競爭中獲得不當之壟斷地位。 對於我國通訊相關業者而言，其在中國大陸經營時，通常為符合當地通訊規格，均避免不了去使用到標準必要專利技術，因此，草案的擬定方向，將有助於降低惡意隱瞞之標準必要專利的比例。換言之，若草案通過後，當我國通訊相關業者在中國大陸經營時，遭遇到標準必要專利的專利權人，以隱瞞其為標準必要專利的方式，進而提出不合理的授權金或拒絕授權時，我國企業將有機會於中國大陸依法請求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裁決，以保障自身的權利。 三、草案明訂職務發明的範疇 從草案將原條文中屬職務發明的「主要是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移除，看似為擴大實際從事發明之受雇人權利，然而於中國大陸《職務發明條例草案》[16]中關於職務發明的認定仍包含「主要利用本單位的資金、設備、零部件、原材料、繁殖材料或者不對外公開的技術資料等物質技術條件完成的發明，但是約定返還資金或者支付使用費，或者僅在完成後利用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驗證或者測試的除外」[17]；因此，目前中國大陸於職務發明的範疇認定上仍容有疑義，但若比較兩者的修法精神，或可推知其共通的部分，即關於專利權人的認定上主要仍依合約約定為主[18]。 對於我國在中國大陸經營的企業而言，因現階段關於職務發明的範疇仍於修法階段，我國企業除了需持續關切中國大陸有關職務發明認定的修法動向外，尚可先於合約上，針對「主要是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作明確、合理的界定和權利歸屬約定，並於合約約定當受雇人從事非職務發明時的告知義務[19]，以減少關於專利申請權、專利權所有人的爭議問題。 肆、專利執法的效率提升及透明化 一、草案明訂增設設區的市級及法律授權的縣級專利行政部門 草案增設專利行政部門係為加強專利行政部門對於故意侵害專利權行為之調查權力，且增加專利行政部門之專利侵權取締、專利市場監督、專利訊息大眾化之職權。其中部門除原省級外，另增設區的市級及法律授權的縣級專利行政部門[20]，以達積極掃蕩仿冒與侵害專利權行為之目的。 草案修訂的方向試圖協助專利權人維權，持有中國大陸專利權的我國企業也可更積極保護自身權利免於被仿冒或侵害機率，同理，我國企業於中國大陸經營時，也應極力避免對於他人專利權的侵害。 二、草案明訂全國信用訊息平台 由於專利權具有無形性，以及侵權行為具有隱蔽性的特點，導致專利維權舉證難、週期長、成本高、賠償低、效果差[21]；因此，草案修訂係透過專利行政部門建立的專利權保護信用訊息檔案，以納入全國信用訊息共享交換平台[22]，進而杜絕侵權行為人重複侵害專利權。該全國信用訊息共享交換平台係用於將各企業之行為訊息登錄其中，以此公開揭露各企業之專利侵權之相關信用，以增加各企業對於預防專利侵權之積極性。 我國企業未來可透過該信用平台，輔助其於選擇對象上(如選擇供應商或客戶)的判斷。此外，為避免侵害他人權利，從開始研發、申請專利、取得專利權、具體實施的過程中，企業都應持續確認有關專利權利的合法性、有效性，以及是否有涉及他人專利保護範圍的可能性，倘因誤觸他人權利範圍而被公開不良記錄，恐將減損企業之商譽。 伍、總結 由此次中國大陸專利法修正草案的方向可推知，其係為預防侵權、加強取締專利侵權的執行力，並提升專利權的授權實施率。倘若草案通過，則我國在中國大陸市場經營的企業將首當其衝，故企業需密切追蹤中國大陸專利法法令的修正趨勢，以擬定相應的專利布局策略。 對於我國在中國大陸經營的上游原料或設備供應業者、委託代工業者、代工業者、網路服務相關業者、及通訊相關業者而言，草案皆有與其相對應的修法趨勢，可參考本文依據草案修訂之各部分所提供對於我國企業之建議。 有鑒於此，建議我國企業應盡早落實智財教育訓練、權利歸屬約定、完善內部智財管理制度、極力減少於源頭端的侵權情事等，以利於專利制度與企業運作的正向循環，進而提升我國企業於中國大陸發展之競爭力。 [1]《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可參見http://www.sipo.gov.cn/ztzl/ywzt/zlfjqssxzdscxg/xylzlfxg/201512/t20151202_1211994.html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2]《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62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知識產權局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的說明> ，http://www.sipo.gov.cn/ztzl/ywzt/zlfjqssxzdscxg/xylzlfxg/201512/t20151202_1211994.html (最後瀏覽日：2017/6/13)。 [4]《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63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 [5]《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2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 [6]《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42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 [7]智慧財產局，<何謂部分設計？>，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04152&ctNode=7633&mp=1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8]智慧財產局，< 106年度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自6月28日起舉辦，歡迎各界踴躍報名>，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624733&ctNode=7127&mp=1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9]張洋，《我國專利當然授權制度的適用性及完善》，《知識產權》，第6期，頁120(2016)，可參見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qikan&Gid=1510164167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我國引入專利當然許可制度的必要性>，http://www.sipo.gov.cn/zlssbgs/zlyj/201703/t20170331_1309183.html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11]智慧財產局，<何謂專屬授權？何謂非專屬授權？何謂獨家授權？>，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04364&ctNode=7633&mp=1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12]我國專利法第87條：「為因應國家緊急危難或其他重大緊急情況，專利專責機關應依緊急命令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通知，強制授權所需專利權，並儘速通知專利權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而有強制授權之必要者，專利專責機關得依申請強制授權： (一)增進公益之非營利實施。 (二)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之實施，將不可避免侵害在前之發明或新型專利權，且較該在前之發明或新型專利權具相當經濟意義之重要技術改良。 (三)專利權人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情事，經法院判決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 就半導體技術專利申請強制授權者，以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三款之情事者為限。 專利權經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申請強制授權者，以申請人曾以合理之商業條件在相當期間內仍不能協議授權者為限。 專利權經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申請強制授權者，其專利權人得提出合理條件，請求就申請人之專利權強制授權」。 [13]智慧財產局，<智慧局作成廢止國碩公司特許實施飛利浦公司5項CD-R專利權之處分>，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316777&ctNode=7123&mp=1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14]姚玉鳳，《標準必要專利的產生流程及實踐中的若干問題》，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頁164-166(2016)，可參見http://www.infocomm-journal.com/dxkx/CN/article/openArticlePDFabs.jsp?id=157479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15]《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85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 [16]《職務發明條例草案(送審稿)》，(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4.2)，可參見http://www.sipo.gov.cn/ztzl/ywzt/zwfmtlzl/tlcayj/201504/P020150413381965255411.pdf (最後瀏覽日：2017/6/13)。 [17]《職務發明條例草案(送審稿)》，第7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4.2)。 [18]《職務發明條例草案(送審稿)》，第9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4.2)。 [19]《職務發明條例草案(送審稿)》，第10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4.2)。 [20]《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第3條，(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15.12.2)。 [2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知識產權局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的說明> ，http://www.sipo.gov.cn/ztzl/ywzt/zlfjqssxzdscxg/xylzlfxg/201512/t20151202_1211994.html (最後瀏覽日：2017/6/13)。 [2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訊息服務平台試驗系統>，http://www.sipo.gov.cn/wxfw/zlwxxxggfw/hlwzljsxt/hlwzljsxtsyzn/201406/t20140624_970340.html (最後瀏覽日：2017/06/13)。
美國參議員建議將提供位置資訊服務之行動裝置與應用軟體服務平台納入規範2009年美國司法部特別報導，美國每年大約有26,000人為受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一般稱作衛星導航系統）追蹤的受害者，其中也包括手機使用者。2010年4月，爆發Apple iPhone和Google Android 智慧型手機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蒐集手機的位置資訊；更甚者，即使在當事人沒有使用定位應用程式時，仍繼續蒐集其位置資訊，而當事人卻無法拒絕蒐集。對此，手機公司反映，其蒐集的位置資訊行為係利用發射台與無線網路點，協助手機使用者更快速的計算與確認其位置，以提供更良善的定位服務。 美國參議員Al Franken 與Richard Blumenthal對於此議題非常關切，Franken參議員指出，1986年所通過的「電子通訊隱私法（Electronic Comunications Privacy Act of 1986）已無法因應現今網際網路普遍使用。其中「自願揭露客戶通訊或記錄」之規定 （18 U.S.C. §2702 Voluntary disclosure of customer communication or records）更是替手機公司、應用程式業者，與提供無線上網的電信業者開了一個漏洞，允許業者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定位資訊的蒐集，或與第三人分享位置資訊。 參議員Al Franken 與Richard Blumenthal遂於2011年6月15日提出「2011位置隱私保護法案（Location Privacy Protection Act of 2011）」，提議要求提供位置資訊服務功能的行動裝置製造商，與軟體平台，在蒐集當事人位置資訊，以及與第三人分享位置資訊時，必須先行告知當事人，並取得當事人的同意後，才可進行蒐集與分享。目前該法案至6月16日為止已經過二讀，並提交到司法委員會。 不過，「位置隱私保護法案」僅作告知當事人並取得同意低度要求，另一目前也正在審議的 「地理位置隱私與監督法案（Geological Privay and Survillance (GPS) Act）」，更進一步提供執法單位或政府蒐集與使用定位資訊的指引規範。也有提案對於電子通訊隱私法，必須要因應資通訊科技的應用，為相對應的增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