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海外犯罪資料提供請求法》(COPO Act）
英國《海外犯罪資料提供請求法》（Crime (Overseas Production Orders) Act 2019, COPO Act）於2019年2月12日由英國女王御准（royal assent）生效。
過去，英國請求海外證據法源依據僅有〈國際司法互助條約〉（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reaties）支撐，且無明確的實施規範可作為依循。隨通訊網路科技日新月異，犯罪及犯罪證據的資料儲存地打破國界。《海外犯罪資料提供請求法》即是給予海外犯罪資料提請求程序一個明確的規範。在與他國簽署條約（designat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rrangement，指：司法互助條約或英國內閣大臣依法指定的條約）之前提下，《海外犯罪資料提供請求法》授權英國執法機構與相關單位（appropriate officer）可向法院聲請搜索票，並憑藉搜索票請求被搜索自然人或法人，提供儲存於英國境外的電子資料（electronic data）或特種電子資料（excepted electronic data）。本法所稱「電子資料」係指以電子儲存的資料；「特種電子資料」則是指法律專業人士與其客戶的通訊紀錄，或自然人與死者在具有保密義務之情況下所產生的紀錄。
在英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可依《海外犯罪資料提供請求法》向法院聲請搜索令的相關單位包含：員警（constable）、英國稅務海關總署（Revenue and Customs）、英國嚴重詐欺辦公室（Serious Fraud Office, SFO）、特許金融調查人員（accredited financial investigator）、反恐金融調查人員（counter-terrorism financial investigator）、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依法指定的調查人員或其他內閣大臣所公告之規則所指名的人員。在蘇格蘭則是檢察官（procurator fiscal）、員警、英國稅務海關總署、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依法指定的調查人員或其他內閣大臣所公告之規則所指名的人員。海外犯罪資料提供請求之搜索票有效期間，係獲准當日起算三個月。
本文為「經濟部產業技術司科技專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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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瑄
法律研究員 編譯整理
新加坡發佈《代理金融運行時安全防護框架》產業白皮書，協助金融AI代理之風險治理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2026年08月18日 今（2026）年7月3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簡稱MAS）聯合多家國際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公司共同發布《代理金融運行時安全防護框架》（Safeguards for Agentic Finance at Runtime，簡稱SAFR）產業白皮書[1]，針對金融領域AI代理（AI agents）提出前瞻性的治理框架。 壹、事件摘要 MAS於2025年11月發佈BuildFin.ai計畫，其目的是要讓金融機構、科技業者與研究機構一起解決金融業導入AI時的共同問題。簡單來說，BuildFin.ai計畫提供了金融科技業者一個應用共創平台，由業者提出問題，再讓產、官、研各界共同思索對策以促進金融業的AI應用，並同時強化其風險治理[2]。另外，隨著AI代理的新興技術發展，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亦已於今年5月20日發布《代理式人工智慧治理示範框架》（Model AI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Agentic AI）第1.5版，透過風險評估機制、人類問責制、技術管控流程、終端使用者注意義務等面向建構AI代理的治理機制[3]。 因而，MAS在前述新加坡的政策趨勢下，也同步意識到金融領域導入AI代理技術的發展，包括金融AI代理可以發起支付、提交交易訂單、核准信用申請、申報監管報告，以及結算保險理賠等自主執行能力，其風險特性與傳統AI不同，因此有及早規劃因應的必要性。於是，MAS透過BuildFin.ai計畫與螞蟻國際、Circle、匯豐銀行、摩根大通、宏利、萬事達卡、華僑銀行和Visa等八大金融業界開會討論，決定共同撰寫SAFR產業白皮書，提供一套可操作性的治理框架，協助金融業者可以應用此方法以有效提升金融業導入AI代理的風險治理。 貳、重點說明 以下就SAFR分為兩部分進行簡要說明，第一部分為金融AI代理的系統風險，第二部分則為金融AI代理的治理架構： 一、金融AI代理的系統風險 （一）執行前保障（pre-execution assurance）的機制欠缺 傳統AI的風險治理主要管控在「部署前」與「使用後」，前者主要透過模型風險管理（model risk management）的方式，於部署前對AI系統進行驗證；後者則以審計（audit）方法去檢視事後發生的情況進行追蹤。然而，這兩種常規風險管理機制，都無法及時在AI代理決策執行前的當下就問題發生進行識別與處理，因此凸顯出對執行前保障的機制欠缺[4]。 （二）人機治理介面流於形式 現行人類審核機制目地主要應付於權宜之計，比如，一則通知、一封電子郵件警示，並未有具體的制度化與管理流程。換言之，沒有處理期限、缺乏標準的決策格式，也沒有審計記錄，SAFR批評這是流於形式、缺乏實質內容的人工監督[5]。 （三）碎片化的系統格式 新加坡的金融業者都各自於AI部署系統建立自身專屬的防護網（guardrails），其結果導致各系統間無法互相操作（non-interoperable），且無法在整個機構內部以一致的格式進行審計。因此，其風險並無法有效整合識別，不僅耗費成本過多，也無法讓金融業者能攜手合作處理[6]。 二、金融AI代理的治理架構 SAFR針對前述三大問題提出了應對方案，透過結構化的升級協議和統一的治理模式以解決AI系統的安全治理與監管挑戰。換言之，SAFR為AI代理定義了資料結構、評估邏輯與升級協議，並提出「治理封裝」（governance envelop）的技術概念，作為AI代理執行動作前的數位申請書，將其執行動作的參數、推理軌跡與身分元資料統合打包，並依SAFR的四階段治理流程進行管理以確保AI代理執行的即時把關[7]。 （一）身分驗證（Agent identity） AI代理的每項行動會綁定至一個已被認可且註冊的AI代理身分帳號，在進行任何其他評估流程之前，檢核系統必須先對照該AI代理的註冊身分進行驗證，並於AI代理帳號的註冊庫中進行查詢比對。另外由於AI代理會執行不同動作，一個AI代理可在不同行為註冊複數個身分帳號，檢核系統就會比對與判定該AI代理帳號的行為與身分是否吻合一致，若身分驗證失敗，檢核系統會拒絕AI代理的執行動作，並記錄於審計日誌中[8]。 （二）控制安全機制（Controls Repository） 控制安全機制是系統用來驗證其規則的場域，由於金融AI代理經過身分驗證後，其執行行為是否符合內部組織政策、金融法規、產品規則與使用者的授權範圍等，需要進一步的控管與檢核。因此，該系統會就允許的行動類型、決策邏輯、行為條件、有效期限與責任歸屬進行編碼操作，來逐一檢視AI代理的行為是否符合控制安全機制的要求[9]。 （三）結果處置引擎（Disposition Engine） 在結果處置引擎階段會根據控制安全機制的檢核結果給予裁示判斷，其判斷有四種結果，拒絕、升級、自動執行與觀察。拒絕為禁止其行動，升級則是要由人工審核，自動執行是通過並允許其行為，觀察則是認為有疑慮但損害不大者，可放行其行為但會被記錄在案供後續追蹤[10]。整體而言，透過不同層級的檢核標準以確認AI代理執行的範圍與權限。 （四）審計日誌（Audit Log） 最後審計日誌將會如實紀錄上面三階段的系統審核流程，並以「只能新增、無法修改」且「具備防篡改特徵（tamper-evident）」的形式，記錄了每一次的治理決策。每一筆記錄都包含了六個要素：提交時的治理封裝、作為行動檢查依據的授權令、結果處置引擎產生的結果、所套用的具體規則、得出該結果的依據，以及在每個階段所耗費的時間。透過此審計日誌具權威效力的記錄，可用於風險治理與生命週期的監督[11]。 參、事件評析 整體而言，SAFR藉由技術操作流程的治理框架來應對AI代理的新興發展，並藉由治理封裝的技術概念來實行四階段的驗證流程，以確保AI代理的有效監督。另外，SAFR又提供務實的解決方案，由於AI代理的運作早已有業者開發或部屬，如要用SAFR的治理機制其技術成本高昂，故提供匝道模式（gateway pattern）建立整體的外掛防護機制，不需要針對每個AI代理系統使用原生內嵌（native instrumentation）方式[12]。亦即，採取「先求有、再求好」的務實策略，雖然沒辦法提供最精準、最深層的檢核流程，但至少匝道模式能提供最基礎的技術防護措施，確保AI代理的風險可以於一定程度內控制，然後再針對新開發的AI代理要求以原生內嵌模式進行系統改良。 回到臺灣，目前金融領域已有大規模的AI導入，未來亦可預見AI代理的應用，其風險治理則必須謹慎對待。目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已於2024年6月20日發布「金融業運用人工智慧（AI）指引」，作為金融機構導入、使用及管理AI的參考[13]。為了因應AI代理趨勢的發展，行政院於今年7月核定頒布的「人工智慧風險分類框架」已針對AI代理的使用納入風險識別的子項目之一[14]，並且金管會正研議將前沿AI（Frontier AI）[15]與AI代理[16]的應用作為金融風險治理的一環。 因此，新加坡與業界合作撰寫的產業白皮書對金管會而言是很好的借鏡經驗，透過業界第一手的實務觀察，再與政府和研究機構攜手合作，思考相對應的治理對策，並提出具操作性與前瞻性的技術防護措施，強化AI代理的風險治理。同時，SAFR的具體指導方針讓金融業者可以採用與施行，以降低AI代理的系統性風險，甚至金融專業領域自主形成的產業治理框架，對其他目的事業具有一定程度的示範效果。總的來說，新加坡AI代理的治理模式對於金融領域具有參考價值的重要性。 本文為資策會科法所創智中心完成之著作，非經同意或授權，不得為轉載、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改作或重製等利用行為。 本文同步刊登於TIPS網站（https://keid.nat.gov.tw/tips/） [1]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afeguards for Agentic Finance at Runtime (SAFR), https://www.mas.gov.sg/publications/monographs-or-information-paper/2026/safeguards-for-agentic-finance-at-runtime (last visited August 18, 2026). [2]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 Financial AI Builder Programme - Buildfin.ai, https://www.mas.gov.sg/schemes-and-initiatives/buildfinai(last visited August 18, 2026). [3] 陳益智，新加坡代理AI治理示範框架對我國人工智慧基本法落地的啟示，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9511（最後瀏覽日：2026年9月9日）。 [4]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afeguards for Agentic Finance at Runtime (SAFR) Version 1.0, p. 6. [5] id [6] id [7] id. at 7. [8] id. at 10. [9] id. at 10-11. [10] id. at 11-12. [11] id. at 12-13. [12] id. at 16. [13]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發布「金融業運用人工智慧(AI)指引」，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406200001&dtable=News（最後瀏覽日：2026年9月9日）。。 [14] 參考（B6）AI自主代理之授權外行為：AI Agent系統具備自主規劃、呼叫外部工具與持續執行複雜任務之能力，可能因目標設定不完整或環境變化，導致行為逐漸偏離原始指令，乃至自主取得超出授權範圍之系統存取權限。多代理人協作系統更可能因代理人間相互觸發，產生開發者與使用者均未預期的連鎖反應，使人類難以及時介入糾正。 [15]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提醒金融業強化前沿AI模型攻擊風險整備，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607140002&dtable=News（最後瀏覽日：2026年9月9日）。 [16] 經濟日報，金管會推動金融科技 規劃三大監理方向 建立「AI管 AI」新架構，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9486677（最後瀏覽日：2026年9月9日）。
美國公務機關電子機密資訊系統面對內部威脅之政策規範簡介美國公務機關電子機密資訊系統面對內部威脅之政策規範簡介 科技法律研究所 102年04月01日 壹、事件摘要 根據一項網路入侵案件的統計分析，約有80%的案件事來自於機關或企業內部人員，或是至少與內部人員有關。[1]然而，對於資通訊安全與機密資訊的維護，機關單位與人員把大部分的重心放在防範外來的入侵者，也就是外部威脅，反而忽略了內部員工對於資訊可能產生的潛在危害。[2]這些入侵案件的行為人大部分擁有合法存取控制資訊系統的權限，也就是因為這樣，內部威脅不易被發現。這就好比擁有大門鑰匙一般，正當合法從大門出入，以及從事本來就可以做的事，而不易被發覺。美國由於維基解密（WikiLeaks）事件的爆發，使政府對於機密維護的焦點，從外在攻擊的防止，轉聚焦於內部威脅的防範。 在美國，內部威脅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公務機關本具備一定的管理措施；惟在維基解密案爆發後，帶給美國政府極大的衝擊，美國也全面檢討與創制新的因應作法，並於政策面、制度面與技術面等不同面向，進行積極的研究與合作。以下將引介美國之制度設計，藉此提供公務機關因應內部威脅議題之政策之參考。 貳、重點說明 一、內部威脅的定義與事件 有關資訊的價值，近來因內部威脅所帶來的損害類型已經隨著對於財產的定義與價值觀而產生變化。以產業為例，智慧財產權與企業機密，儼然成為內部人員所竊取的主要類型。企業可能因為智慧財產權或企業機密的外洩，導致企業喪失競爭力或甚至破產而關閉。如果把企業模型放大至國家或公務機關，「機密」對內部人員即成為最有價值的財產與籌碼，而公務機關可能因為內部威脅將機密外洩，造成對於國家、機關或人民產生公共安全，甚至是國家安全的危機。 （一）內部威脅的定義 外部威脅（External threat）」[3]係與內部威脅相對應之概念；外部威脅係指該威脅非由組織內部發生，而是由組織外部之人員或其他組織，透過一般的網際網路、互聯網系統，以未經授權之方式，對該組織之資訊設備，以植入惡意程式、或以駭客入侵等方式，進行侵入式的資訊系統攻擊，其目的係在於由外部取得該組織「有價值」的資訊。 為因應威脅，「威脅識別（Threat Identification）」成為威脅防禦之首要任務，按形成威脅的原因加以區分，大抵可分為「外部威脅（External Threat）」與「內部威脅（Insider Threat 或Internal Threat）」兩類。內部威脅係指例內部竊盜、系統失敗、惡意破壞、不遵守安全準則或是使用非法軟體等；相對外部威脅，係指自然災害，例如火災與地震，以及來自外部的惡意攻擊，例如盜賊、駭客、惡意程式，以及網路病毒等。[4] 「內部威脅」雖然被認知為威脅的一個種類，但是我國目前尚無對於「內部威脅」一致的定義。檢視外國對於「內部威脅」的定義，通常係指員工(含約聘僱人員)、或委外廠商為了個人利益、間諜活動或報復之意圖（「惡意（Malicious）」），對於資訊進行不正當之存取控制。「美國電腦緊急應變團隊（Computer Emergency Readiness Team, CERT）」認為內部威脅係指一位或多位具備存取控制（Access）的個人，意圖利用弱點侵入公司、組織，或企業的系統、服務、產品或設施，對於內部造成傷害。[5]「美國國防部減緩內部威脅計畫結案報告（Final Report of the Insider Threat Integrated Process Team,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Insider Threat Mitigation）」，內部威脅係指未經授權存取控制國防部資訊系統的人員，可能為軍事人員員工（Military Member）、國防部一般僱員（Civilian Employee ）、其他聯邦機構員工，以及私部門等。[6] 由上述定義可得知，內部威脅係來自於組織單位的「內部」，如以行為人之意圖區分，又可細分為「惡意（Malicious）」與「過失」。因人員之過失所造成之內部威脅，大部分原因為人員對於資訊系統與之使用與管理不當所造成，例如，人員使用Email或即時通訊軟體，受到社交工程之攻擊，導致電腦被植入惡意程式或間諜軟體。另一則為本文所要研究的「惡意的內部威脅（Malicious Insider）」，係指內部人員利用合法存取權限，為超出於其授權使用之對象、時間、範圍、目的，與用途等之行為，並意圖對於單位組織或是特定人、事、物等造成傷害，或是謀取不當利益。 依據惡意內部威脅事件，大約可分為以下各類型：[7] 1.IT破壞（IT Sabotage） 現任或前任僱員、承包商，或業務合作夥伴，以故意超過或誤用授權級別，而存取控制網路或資訊系統或資料的方式，意圖損害一個具體的個人或組織，或該組織的數據、系統或日常業務之運作。 2.為經濟利益而進行盜竊或修改（Theft or Modification for Financial Gain） 現任或前任僱員、承包商，或業務合作夥伴，以故意超過或誤用授權級別，而存取控制網路或資訊系統或資料的方式，為經濟利益意圖竊取或修改機密或專有資訊。 3.為取得業務優勢而進行竊盜或修改（Theft or Modification for Business Advantage） 現任或前任僱員、承包商，或業務合作夥伴，以故意超過或誤用授權級別，而存取控制網路或資訊系統或資料的方式，為取得業務優勢而進行竊盜或修改機密或專有資訊。 4.其他（Miscellaneous） 現任或前任僱員、承包商，或業務合作夥伴，以故意超過或誤用授權級別，而存取控制網路或資訊系統或資料的方式，為非基於經濟利益或業務優勢，而進行竊盜或修改機密或專有資訊。 或通常會涵蓋二種以上的類型，例如：員工先行對於IT系統進行破壞，然後再試圖敲詐僱主，以協助他們恢復系統為條件換取金錢。另曾有案例為，一名前副總裁於結束工作前，複製客戶數據庫與銷售手冊，再向其他外單位組織兜售。[8] （二）內部威脅事件的發生與所造成的損失 依據CERT於2011年4月對於內部威脅控制的報告指出，以報告中123件資訊科技破壞（IT Sabotage）事件進行統計，內部威脅發生的時間為26%件事件發生於上班時間，35%發生於下班時間，另外39%件事件發生於不確定的時間。另外一項以內部威脅受到攻擊的地點來看，54%事件發生於進行遠端連線時，27%發生於公司所在地，另外19%發生於不特定之地點或場所。[9] 有關內部威脅對於公務機關機密維護所造成的危害嚴重程度很難估計，可能是因為內部威脅事件提報執法單位或是司法機關得比例較低。內部威脅事件通常因為證據不足、損害程度與花費於司法程序之時間、人力與費用無法平衡，或是因為提報對於公務機關的形象與信譽可能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通常對於事件大抵只有表面上概略之描述。[10] 二、美國歐巴馬政府面對內部威脅之政策規範 美國傳統對於機密資訊由軍事單位依照軍事規定處理，不過，自從羅斯福總統於1940年發布第8381號行政命令，改變了這個機制。第8381號行政令，授權政府官員保護軍事與海軍基地。爾後，歷任總統以發布行政命令的方式，建置聯邦政府的機密分級標準。不過，羅斯福總統以經特定法規授權為由，後續總統則是以基於一般法律與憲法授權。[11]國會則不停的以其他立法，[12]設法平衡總統權利。 歐巴馬總統上任前歷經2001年911事件的壓力，[13]以及2010年維基解密等機密外洩事件，致使歐巴馬團隊對於資訊安全以及機密維護非常重視，除了推動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促進政府政策更公開透明的民主治理外，對於資通訊安全（Cyber Security）、機密資訊外洩的通報機制，以及內部人員（Insider）所帶來的威脅，更是採取積極的作法。[14] 針對內部人員對於國家安全與機密外洩的問題，歐巴馬政權立即採取相對應的措施，於2011年發布第13587號行政命令：「增進機密網路安全與機密資訊有責分享及安全維護的結構性改革（Structure Reforms to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Classified Networks and the Responsible Sharing and Safeguarding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與因應第13587號行政命令所規範之「內部威脅」議題，於2012年11月21日發布「國家內部威脅政策和機關內部威脅方案的最低標準（National Insider Threat Policy and Minimum Standards for Executive Branch Insider Threat Programs）」的總統備忘錄。 部會或機關紛紛對於內部威脅採取相關防範措施，例如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對於涉及機密的網路，採用新的審查與監控的工具，而在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也開始開發自動偵測內部威脅的辨識系統。在情報系統方面，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國家標準與技術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與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也訂立內部威脅指引，提供企業與機關單位遵循。情報系統委託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電腦緊急應變團隊（Computer Emergency Readiness Team，以下簡稱CERT）內部威脅中心（CERT Insider Threat Center）進行多項內部威脅的研究。 至今為止，歐巴馬政權對於內部威脅的防範，於法制政策提出下列各項規範： （一）總統第13587號行政命令：「增進機密網路安全與機密資訊有則分享及安全維護的結構性改革」 由於維基解密事件的爆發，使美國將機密的維護，從對於防止外在的攻擊，轉聚焦於機密資訊的內部威脅。事件發生後，國家安全人員馬上成立跨機關小組，檢視處理機密資訊的政策與實務作法，希望可以提出解決行政部門可共用的機制，以減少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 跨機關小組歷時七個多月的檢討後，對於機密資訊的保護，與涉及機密資訊人員或機關間合理使用與分享資訊提出下列原則：加強跨機關資訊有責共享的重要性；確保政策、流程與技術的安全解決方案，與監督和組織文化的發展；強調聯邦政府對於資訊必須實施一致的作法；與確保隱私、公民權和自由的保護。[15] 歐巴馬團隊將上述原則落實至第13587行政命令，[16]成立監督的架構，發展與落實涉及機密的網路與資訊共享的政策與標準。指示各機關必須負起安全與機密維護的責任，並加強跨機關資訊的流通與保護，包括電腦網路的安全，與內部威脅的機制，以減低未來國家安全機密外洩的風險。 第13587號行政命令大抵分為下列各大項，除此之外，聯邦政府同時已經採行增進機密資訊網路與人員的控管，例如拆卸式媒體、網路身分管理、內部威脅方案（Insider Threat Program）、存取控制的管控（Access Control）、機密網路的審核，[17]項目分為： 1.機密資訊電腦網路系統之安全維護各機關單位負擔重要的責任； 2.設置「資深資訊分享與安全維護推動小組（Senior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Safeguarding Steering Office）」； 3.成立「機密資訊流通與保護局（Classified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Safeguarding Office, CISSO）」； 4.設置「維護網路機密資訊執行秘書」(Executive Agent for Safeguarding Classified Information on Computer Networks)；與 5.設置「內部威脅專責小組（Insider Threat Task Force）」。 其中有關「內部威脅專責小組」的部分，跨機關的內部威脅專責小組將負責制定一個廣泛適用於公務機關內部威脅的方案。該方案的目標係為防止、檢測和減輕，包括利用、損害，或其他未經授權揭露機密資訊的內部威脅，並同時考量各機關單位所涉及的風險層級、業務與系統需求。解決方案亦應包含因應內部威脅的政策目標，建立和整合機關內部的安全與反間諜，用戶審查和監控等優先事項，以及其它機關的實作發展和保護能力。[18]除此之外，內部威脅專責小組還必須與相關單位合作，以促成政策的草擬與可行。[19] 專責小組的職責應包括下列： 1.制定並與行政機關協調，阻止、檢測和減輕內部威脅的政策，並提交至督導委員會檢閱； 2.與適當的機關合作，制定行政機關內部威脅方案的政策指引和最低標準，並於一年內發布，該相關指引和最低標準對於行政部門具拘束力； 3.如果有足夠的經費或經授權，繼續與適當單位合作，於一年之後，增修相關指引與最低標準； 4.如果沒有獲得足夠的經費或授權，建議由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或國家檔案與記錄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的資訊安全監督辦公室（Information Security Oversight Office, ISSO）於一年之後頒布相關指引與最低標準的增修版本； 5.如仍有任何未解決的問題，以致於延宕最低標準的公布，應將問題提交給督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 6.按照專責小組所制定之方案，獨立評估相關機關單位是否適當的落實既定的政策和最低標準，並將評估結果向督導委員會提報； 7.提供機關單位援助，包括提供最佳實作案例以供參考；與 8.提供美國政府所分析的內部威脅新的困難與挑戰。 由上可見，第18537號行政命令勾勒出美國政府對於增進涉及機密網路與機密資訊網路的結構性改革。不但成立跨機關的內部威脅專責小組負責草擬內部威脅的政策，機關亦必須依照指示時程，落實內部威脅政策的偵測方案，以及監控其運作是否符合政策的目標。 （二）「國家內部威脅政策和機關內部威脅方案的最低標準」總統備忘錄[20] 雖然第13587號行政命令規定機關針對內部威脅將組成跨機關內部威脅小組，負責偵測與避免內部威脅，以增進對於機密資訊的保護，以及減低機密資訊被未經授權的存取控制或揭露的潛在弱點。然而，機關應該如何施行的細項尚未有細緻規範，仍需等待歐巴馬團隊進一步制定，以落實於聯邦政府所屬的公務機關。 緣此，美國總統歐巴馬於2012年11月21日發布「國家內部威脅政策和機關內部威脅方案的最低標準的備忘錄（National Insider Threat Policy and Minimum Standards for Executive Branch Insider Threat Programs）」，主要提供行政部門於防止、偵測與減低內部人員可能造成國家安全的威脅相關遵循方向與指引。因應內部威脅的能力將增進行政部門對於機密資訊的保護，並加強危及國家安全的敵對勢力或內部威脅的防禦。 這些威脅包括潛在的間諜活動，對國家或機關單位的暴力行為，以及未經授權揭露機密資訊，包括透過的美國政府互聯的電腦網路和系統處理的大量機密資料。該標準將提供機關單位建立有效的內部威脅所必要的要素。 目前標準的詳細內容尚未發布，不過，依據備忘錄大約可分為下列各項： 1.蒐集、整合、集中分析和應變主要威脅相關的資訊； 2.監控人員對於機密網路的使用； 3.提供人員對於內部威脅意識的培訓； 4.保護人員的公民、自由和隱私權。 參、事件評析 觀察美國一連串的改革，顯見維基解密事件對於美國政府產生非常大的衝擊，更加凸顯監控內部威脅對於國家與公務機關及其機密維護之重要性。歐巴馬團隊不但全面檢視其機密資訊管理與保護政策與法制，對機密資訊的管理與「內部威脅」的防範進行全面檢討，並對於配套標準及措施進行增修。 除對於傳統以人員監督威脅的存在外，應利用科技技術監控或查核人員的「異常」行為(如短期內大流量下載檔案/進入系統的紀錄、大流量轉出有附件的信件、近日來消費能力顯著高於所得或情緒異常低落或起伏極大等)或預定特定的現象作為潛在威脅的表徵證據，再進一步因應與確認內部威脅的存在。 最重要的是，該制度與措施要求全國公務機關一起合作落實，以及分享潛在內部威脅的異常警訊，才能真正達成減低公務機關對於內部威脅的防範。 [1]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張維平，日晷第4期認識公務機關資訊安全問題，取自http://www.vac.gov.tw/files/Sundial-4Th_17.pdf（最後瀏覽日：2012年11月30日）。與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從資安看如何防止公務機密資料外洩】近年來，隨著間諜軟體、木馬程式、釣魚網站等惡意攻擊日漸猖獗，世界各地傳出多起嚴重的資料外洩事件，當然台灣也不能倖免。外洩的資料包羅萬象，而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是個人資料。資料外洩的起因不僅止於駭客所發動的各種資安攻擊，另外還有最令機關防不勝防的內賊。只要有心，要在機關內部竊取資料很容易，從辦公桌上亂放的機密文件、電子郵件、即時通軟體、網路硬碟、隨身碟，都可當作工具，如果機關（各單位）沒有危機意識，採取防範措施，資料外洩在所難免。鑑此，籲請各單位安全連絡員，加強單位自主管理，協助單位主管加強責任區安全檢查，共同維護機關公務機密與安全。 [2]中廣新聞網．海軍共諜案，國防部：才在發展階段，影響有限，（2012年10月29日），取自http://tw.news.yahoo.com/%E6%B5%B7%E8%BB%8D%E5%85%B1%E8%AB%9C%E6%A1%88-%E5%9C%8B%E9%98%B2%E9%83%A8-%E6%89%8D%E5%9C%A8%E7%99%BC%E5%B1%95%E9%9A%8E%E6%AE%B5-%E5%BD%B1%E9%9F%BF%E6%9C%89%E9%99%90-023752078.html（最後瀏覽日：2012年11月30日）。 國防部軍事發言人羅紹和表示，涉案的海軍大氣海洋局前政戰處長張祉鑫，在退役後透過友人介紹，認識中共官方人員，然後再透過軍中舊識，「謀取不法利益」，保防安全部門在今年三月間接獲檢舉，依法由反情報單位展開調查行動，並移請檢調單位協助調查，順利破獲本案。 [3]IT Law Wiki , External Threat , available at http://itlaw.wikia.com/wiki/External_threat (last accessed Jan. 12, 2013). [4]碁峰資訊，資訊安全概論與實務，取自http://epaper.gotop.com.tw/pdf/AEE030900.pdf（最後瀏覽日：2012年11月30日）。 [5]NIAC, The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Advisory Council's Final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on The Insider Threat to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 (April 8, 2008), last available http://www.dhs.gov/xlibrary/assets/niac/niac_insider_threat_to_critical_infrastructures_study.pdf (last accessed Jan. 12, 2013). [6]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Insider Threat Mitigation-Final Report of the Insider Threat Integrated Process Team , available at http://www.dtic.mil/cgi-bin/GetTRDoc?AD=ADA391380 (last accessed Jan. 12, 2013). [7]Dawn Cappelli, Andrew Moore, Randall Trzeciak, and Timothy J.Shimeall, Common Sense Guide to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of Insider Threats, 3rd Edition-Version 3.1, at 11, (Jan. 2009), available at www.cert.org/archive/pdf/CSG-V3.pdf(last accessed Jan. 12, 2013). [8]Dawn Cappelli, Andrew Moore, Randall Trzeciak, and Timothy J.Shimeall, Common Sense Guide to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of Insider Threats, 3rd Edition-Version 3.1 , at 12, (Jan. 2009), available at www.cert.org/archive/pdf/CSG-V3.pdf(last accessed Jan. 12, 2013). [9]The Cyber Adviser, Invensy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 Security Practice, at 1, (Dec. 2011), available at http://iom.invensys.com/EN/pdfLibrary/CISP_Dec2011_vol3_Newsletter.pdf (last visited Jan. 10, 2013). [10]U.S. Secret Service and CERT/SEI, (Jan. 2008), Insider Threat Study: Illicit Cyber Activity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 at 5, available at www.cert.org/archive/pdf/ insiderthreat _gov2008.pdf (last visited Nov. 30, 2012) [11]Jennifer K. Elsea, The Protection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The Legal Framework,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 at 1, Jan. 10, 2011, available at www.fas.org/sgp/crs/secrecy/RS21900.pdf(last visited Nov. 30, 2012). [12]Id., at 2, 例如「1966年政府資訊公開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FOIA)」，「1995年情報授權法 (Intelligence Authorization Act)」、「2000年公共利益解密法 (Public Interest Declassification Act)」，與「2012年減少過度加密法 (Reducing Over-Classification Act)」。 [13]Paul Kenyon, The Enemy Within: Obama's Insider Task Force, Forbes, (Apr. 13,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forbes.com/sites/ciocentral/2012/04/13/the-enemy-within-obamas-insider-threat-task-force/ (last visited Nov. 30, 2012). [14]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Obama Administration Documents on Secrecy Policy , available at http://www.fas.org/sgp/obama/index.html (last visited Nov. 30, 2012). 歐巴馬政權針對機密資訊發布多項正式文件，以年度區分，截至2012年11月30日止，包括下列：1.2009年：「機密資訊和受管控的非機密資訊的總統備忘錄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on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nd Controlled Unclassified Information, May. 27, 2009)」、「第13526號行政命令-國家安全機密資訊 (Executive Order 13526: 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Dec. 29, 2012)」，與「國家安全機密資訊施行令的總統備忘錄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ecutive Order on 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Dec. 29, 2009)」；2.2010年：「第13549號行政命令-國家、地方、部落，和私部門實體的國家機密方案 (Executive Order 13549: 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Program for State, Local, Tribal, and Private Sector Entities, Aug. 18, 2010)」與「第13556號行政命令-受管控的非機密資訊 (Executive Order 13556: Controlled Unclassified Information, Nov. 4, 2010)」；3.2011年：「第13587號行政命令-增進機密網路安全與機密資訊有責分享及安全維護的結構性改革 (Executive Order 13587: Structure Reforms to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Classified Networks and the Responsible Sharing and Safeguarding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Oct. 7, 2011)」；4.2012年：「國家內部威脅政策和機關內部威脅方案的最低標準備忘錄 (National Insider Threat Policy and Minimum Standards for Executive Branch Insider Threat Programs, Nov. 21, 2012)」。 [15]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Safeguarding the U.S. Government's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nd Networks, (Nov.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0/07/fact-sheet-safeguarding-us-governments-classified-information-and-networ (last visited Nov. 30, 2012). [16]Exec. Order No. 13,587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0/07/executive-order-structural-reforms-improve-security-classified-networks- (last visited Nov. 30, 2012). [17]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Safeguarding the U.S. Government's Classified Information and Networks,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0/07/fact-sheet-safeguarding-us-governments-classified-information-and-networ(last visited Nov. 30, 2012). [18]Exec. Order No. 13,587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0/07/executive-order-structural-reforms-improve-security-classified-networks-(last visited Nov. 30, 2012). [19]Id. 專責小組應該與總檢察長（Attorney General）與國家情報局主任（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或指定人共同擔任主席。內部威脅專責小組成員應該由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部長所指定的人員，以及國家情報局主任（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和國家檔案與記錄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的資訊安全監督辦公室（Information Security Oversight Office, ISOO）等所組成。工作人員必須由聯邦調查局和國家反情報辦公室長官（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 ONCIX）和其他機構，於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配置。這些人員必須是官員，或是兼職或終身全職的美國員工。國家反情報辦公室必須提供內部威脅專責小組適當的工作場所，以及行政支援。 [20]美國總統依美國憲章擁有直接發布據法律效力的文件（Document），文件的種類根據事務類型之不同分為三大類：Executive orders（有連續編碼的行政命令）、Proclamation（公告）、Administration orders（無編號的行政命令），其下尚有不同的子分類，備忘錄則屬Administration orders下的子分類之一，總統所發布的文件效力相同，並無位階之分，http://www.archives.gov/presidential-libraries/research/guide.html（最後瀏覽日：2013年1月12日）。
立法責令ISP業者留存紀錄之呼聲日益高漲立法強制 ISP 業者記錄客戶使用狀況以供日後調查之用，此等呼聲近來日形高漲。部分行政部門官員業已表態支持此一作為；另有數位國會議員亦主張，應儘速推動聯邦層級之立法，以協助執法部門對付兒童色情（ child pornography ）問題；甚至在科羅拉多州，目前已有相關法案進入該州參議會接受審理。 立法強制業者留存資料或記錄的作法，固然對於揭發犯罪繩之以法甚有裨益，但由於可能會讓警方得以取得電郵往來、網頁瀏覽、聊天記錄等向來可能經過幾個月之後就會刪除的資料，以致隱私保障人士以及 ISP 業者普遍對此甚感憂慮。歸納而言，其理由主為以下三點：第一，何人始有權限近用相關資料，探查他人上網行為之紀錄，仍待釐清；第二，存留該等資料所需空間勢必可觀，費用究竟由誰支應，亦屬未定；最後，現行法制是否對於警方辦案確實造成障礙，同樣有待探討。 美國司法部（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去年即已逐步開始推動相關立法，而歐洲議會（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去年 12 月審議相關條文增修，要求 ISP 業者以及電信業者就其經手傳輸之所有電子訊息以及通話，均須保存相關紀錄 6 個月至 2 年之譜，更是引發諸多關注及討論。美國眾議院（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能源商務委員會（ the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Commerce ）監控調查組（ th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s ）預計本月 27 日將召開另一次聽證會，持續就此議題詳加探討。
觀察韓國公平會與最高法院之數位證據存證趨勢，以雜湊值與數位軌跡確保證據同一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以下稱為韓國公平會）於2026年3月韓國公平會修訂《公平貿易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組織的執行規則》，設立數位鑑識部門（Digital Forensics Division），並同步修訂《（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蒐集、分析與管理數位證據之規則》（( 공정거래위원회 ) 디지털 증거의 수집·분석 및 관리 등에 관한 규칙），下稱數位證據規則），以因應案件量件量增加與數位化趨勢，調查案件的難度增加的挑戰。韓國公平會案件量由1990年代約1,300件，在過去5年內幾乎翻倍至約2,400件。修訂數位證據規則之目的旨於賦予數位鑑識部門對數位證據蒐集、保存與分析之權限。該規則建立嚴格的證據保管鏈規範，要求調查人員於蒐集數位資料時須填寫確認表，記錄所蒐集資料的「雜湊值（Hash Value）」、取證日期及地點、取證工具等，後續調查人員亦須針對「與確認表雜湊值相符的檔案」進行數位鑑識。可預期此制度將影響企業評估官方之數位證據可靠與否。 除偵查端採取雜湊值確保證據之同一性，在司法訴訟層面，數位證據之真偽早已成為法庭攻防之關鍵議題。韓國最高法院分別於2013、2015、2025年，持續探討數位資料存證之雜湊值（hash value）與數位證據同一性，並指出可透過雜湊值驗證數位證據之同一性。 2013年案件的核心證據為「從被扣押的電腦磁碟，透過列印文件或映像檔（Imaging）複製的文件」。最高法院指出原則上應由被扣押/搜查的一方透過簽署文件，加以證明影像之雜湊值與原始資料相同，但若此類證明不可能或極為困難，法院可透過參與扣押、封存等程序的調查人員或專家鑑定之證詞，判斷同一性。 2015年案件的核心證據為「錄音檔案的複製品」，最高法院認為原則上應透過直接比較方法（如雜湊值分析）確立複製檔案與原始檔案的同一性，法院並進一步指出，數位檔案雜湊值生成的時間點，「應於原始檔案或複製檔生成後立即計算出雜湊值」。 針對原始檔案遺失或損毀之情形，2025年案件的核心證據為「手機多份錄音檔案複製到電腦或外接硬碟後，再轉存於光碟」。由於訴訟當事人刪除手機中的部分原始錄音檔，屬於難以或無法提交原始檔案之情形，韓國最高法院再度指出「若難以或無法提交原件，且無法直接比對原件與副本，法院可綜合評估涉案者的證詞或陳述，如錄音檔案的建立、傳輸與儲存、錄音檔案的驗證與評價結果，以及調查與審判的進展，以決定是否證明為原始檔案之副本」。此一司法演進趨勢，反映出韓國對於數位資料可溯源之要求，不限於以數位檔案之原件與副本比對雜湊值，法院亦會就該數位檔案管理機制之完整性，綜合判斷該數位檔案之同一性。 藉由韓國實務存證演進趨勢，可見其司法領域邁向以雜湊值與完整的數位軌跡紀錄，證明數位資料之內容同一與存在時點。回顧我國司法領域之數位證據監管鏈，以司法院、法務部、臺灣高等檢察署、內政部警政署及法務部調查局等5個機關共同推動之「司法聯盟鏈」，以「b-JADE證明標章」結合區塊鏈技術。透過「b-JADE證明標章」確認既有數位原檔資料之管理機制、區塊鏈上的「存證資料」包含「與數位原檔資料最終版本連結的雜湊值及時戳」等。若訴訟爭執證據同一性，亦可透過司法聯盟鏈驗證「司法聯盟鏈成員上鏈之數位證據的雜湊值」與「法庭上數位證據證據之雜湊值」是否同一，於審理端加速確認證據之同一性，兼顧訴訟經濟與證據監管鏈之完整性。 本文為資策會科法所創智中心完成之著作，非經同意或授權，不得為轉載、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改作或重製等利用行為。 本文同步刊登於TIPS網站（https://www.tips.org.tw）